如何打通煤与电这两个煤电食物链中的关键节点，让煤和电都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多年来，利益双方都在苦苦寻找着煤电联姻的双赢策略。但那双“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交叉与干预，使这种婚姻常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与此同时，煤、电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计划电与市场煤之间的壕沟并不能轻易越过。
“我们的电厂现在还略有盈利。”
作为“皖电东送”的一个重要项目，淮沪煤电有限公司于2005年1月成立，是上海电力(4.33,-0.22,-4.84%,吧)和淮南矿业集团按照50%：50%股权出资兴建的一家煤电联营企业，下辖田集电厂和与电厂同期配套建设的丁集煤矿。该电厂所发电量全部送往上海。
如何打破煤电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界限，解决日益严重的煤电之争，实现资源优化，淮沪煤电也许为当前日益亏损的诸多电厂提供了一个范本。
事实上，国家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就旗帜鲜明地鼓励煤电双方通过相互渗透建立产权纽带，通过煤电资本的相互持股、参股或者控股，实现混合经营，其核心是资源优化、资本运作。
以往的“联营”大都在行业内部，更多的是煤炭企业延伸产业链建立发电厂，或者是有实力的电厂自己买下煤矿。
位于内蒙的伊敏煤电就是电办煤的典型，而神华则是煤办电的范例，然而这两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煤电一体化，往往使煤电之中一个行业处于另外一个行业的从属地位之中。
而对于促进异地煤电联营，作为煤炭大省的安徽更是甚为积极，安徽省副省长孙志刚
“我们当然也曾想过在煤炭丰富的地方建立煤电联营公司，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电，但问题是不是你想去做就能做的，有煤的地方未必愿意。”华东地区一家上市电力公司大股东高层告诉本报记者，“电煤价格这么高，他们宁愿卖煤而不愿意和我们合作。”
上述的大股东的困惑也许正是计划煤与市场电之间冲突的一个现代版的真实写照，而要消解这种冲突并不容易。
煤电联姻背后的任务
事实上，淮沪煤电项目的启动得到了安徽和上海双方的大力支持。“刚开始这是一个企业的行为，后来报到上海相关部门时，他们觉得很有意义就很支持。”曾雪峰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而在安徽方面，更是重视淮沪煤电项目。安徽省原省委书记郭金龙等一批地方政要都视察过淮沪煤电田集电厂，安徽省发改委更是积极为该项目出谋划策，而安徽省能源“十一五”规划则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华东能源基地，促进淮南和淮北地区“皖电东送”。
“我们的税收全部交给安徽，这在合作协议上就明确写着。”记者获悉，安徽省并没有给予淮沪煤电项目以税收优惠，唯一的优惠也是安徽诸多其它企业也享有的“中部地区税收优惠”。
曾雪峰说：“我们为当地带来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加快了运输、餐饮等一批行业的发展。”
记者在淮沪煤电下属的田集电厂现场看到，电厂旁边已经建设了很多建筑，而当地政府部门甚至将办公楼直接建到了电厂旁边。“以前这里都是稻田。”淮沪煤电有限公司办公室顾鸿继主任描述。
而淮沪煤电为安徽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局限于此，根据协议电力全部卖给上海，所以淮南矿业就无需担心卖不掉。
而上海也从中获得了稳定的电源，相关数据显示，预计到2010年，上海市所需的装机规模将提高到3364万千瓦，即便考虑核电、燃机电力和西部来电的因素，电力缺口仍然较大。并且，鉴于环保、运输等方面的制约，上海迫切需要在煤炭资源丰富、输电距离适当的地区建立自己的能源大后方。
“从开始发电以来已经向上海输送了30多亿度电了。” 曾雪峰说，显然这对于解决今夏上海缺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淮沪煤电也打破了运输的壁垒，降低了上海的发电成本，上海到淮南的铁路是600公里左右，在铁路运力紧张的情况下，运费可观。
“我们为什么能赚钱主要原因在于不需要运输煤炭。” 曾雪峰说，“我们的煤价维持在600多块钱一吨。”而就在曾说话的同时，上海煤价已经超过了1000块钱一吨，差距十分明显。
“我们的量有保证，质量同样有保证，而且煤价低，没有运费，所以我们有盈利。”曾接着说。
而更大的意义则在于，这种模式打破了煤与电这两个行业之间的界限。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目前发电结构中，用煤发电占总装机容量的70%以上；而煤炭行业的最大用户则是电力企业，发电用煤占全国煤炭销售量的60%左右。
“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了双方的成本，这是双方都能获利的事情。”顾鸿继说。
股权安排——50%：50%
“我们安徽有500亿吨煤炭资源，一年开采1亿吨，能开采500年。”
而其中拥有安徽煤炭资源70%的淮南自然成为上海这个缺煤城市的首选，“当时上海电力觉得缺煤是个长久的问题，必须寻找稳定的煤源，所以就想到了煤电联营，就在找合作伙伴。”顾鸿继主任对本报记者表示。
事实上，与此同时，作为煤炭供应大户的淮南矿业却发现自己挖出来的煤运不出去，而这种现象在安徽也较为普遍。
“安徽当时计划一年要开采8000多万吨煤，可后来算来算去，按照当时的铁路、水路和公路的运输能力，只能运送最多2000多万吨，相差甚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这样对本报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形。
所以，作为淮南地区行业龙头老大的淮南矿业也一直在寻找新的增长点，“建大矿，办大电，做资本”成为淮南矿业的新的梦想。
“遇上了上海电力，这让双方一拍即合，其实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煤价很低，很多煤矿都是求电厂的，所以这个时候上海电力主动来找，淮南矿业也是很主动，很快就达成了合作意向。”知情人士如是透露。
一个担心煤送不出去，一个担心没有煤用，共同的担忧和利益驱动，使双方迅速走到了一起。双方确定按各50%比例共同投资设立淮沪煤电有限公司，建设田集电厂4台60万千瓦燃煤机组和一对可开采储量6亿吨、年产600万吨煤炭的矿井，总投资约为120亿元人民币，其中电厂投资额约为100亿元，煤矿投资额约为20亿元。
当前，首期2台60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已经投产。“二期前期工作正在进行，将尽快获得有关部门核准。”曾雪峰如是说。
在总投资120亿中，项目资本金约为20亿左右（按照电厂投资的20%和煤炭投资的35%计算），其余则从银行获得贷款，由于该项目是核准项目，而且是国家鼓励项目，上海和安徽的银行都纷纷给予资金支持。
“银行都很积极，稳赚钱啊。”知情人士说。
对于项目资本金，曾雪峰说，“资本金一边出一半，其中上海这边是出现金，而淮南这边则是煤炭作价，但事实上，因为现在煤炭作价认定还没出来，所以现在淮南这边也是出的现金。”
记者通过可靠渠道获悉，这6亿吨煤已经认定作价在10多亿元人民币，为此上海方面将相应增加数亿人民币左右以保证双方均股。
这种50%：50%的特征不仅仅体现在资本的投资上，在人员的安排上更是如此，记者统计显示，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电厂副经理、煤矿厂长由淮南矿业派出，而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电厂厂长则由上海电力派出。
“三年后进行轮换，双方人员职位对调，不过因为现在二期项目正在进行，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还没有进行轮换。”顾鸿继这样解释这种制度，“一般都不出现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董事会就会去解决。”
这也得到了曾雪峰的认同，“很少出现问题，一般出现问题都是煤炭不了解电力行业怎么运作，而电力不了解煤炭行业如何运作，但基本上通过开现场会等就能解决”。
尽管股权持有比例占优可能是一种稳定的结构，但事实上50：50作为一种双方的妥协，在现实操作中却并没有遇到多大的阻碍。“关键是双方都想着赚钱，所以有问题都能解决。”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双方强强联合，上海电力主要负责自己比较拿手的淮沪煤电的田集电厂的运营，而淮南矿业则主要负责煤矿的运营。
当记者在田集电厂采访时，上海话则是那里的通用语言。“若去丁集煤矿，那里官方语言则是淮南话，而在管理总部，双方各出15个人，普通话则成为了交流语言。”顾鸿继笑着对本报记者表示。
难以逾越的壕沟
然而这种合作机制的背后却有一定的偶然性，煤电之间的互不信任，计划电与市场煤之间的壕沟并不能轻易越过。
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由于田集电厂投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仅在2008年1月到5月底就已经发电26.78亿度送往上海。
“所以上海想继续扩大合作，除了田集电厂二期项目外，也在讨论扩大合作。”知情人士透露。
这也得到了曾雪峰的首肯。“现在是在谈新的合作，预计将是两台100万千瓦燃煤机组，因为以前双方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成为较好的合作伙伴。”
“正在谈的项目地点还未确定，所以暂时用‘田集三期’来命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淮南不再给新的合资项目出煤矿了，所以合作的公司只能自己从淮南当地购买煤炭资源了。”上述知情人士很肯定地对本报记者表示。
但是和需求相比，淮南当地的煤炭资源供应和需求之间还有一定差距，位于田集电厂附近的一家电厂尽管位于淮河边，但煤炭供应仍然紧张，“着急到哇哇叫”。一位业内人士这样风趣而又无奈地描述这家电厂现在的状况。
公开资料显示，淮南现有淮南矿业集团和新集矿业集团两大矿业集团，但前者占有淮南大部分煤炭资源。“目前淮南矿业也在和浙能集团合作，与上海的合作模式一样，所以淮南矿业的煤炭就更加珍贵了，不会轻易拿出来的。”上述知情人士如是分析淮南矿业的心境。
“最为关键是现在煤炭价格很高，谁舍得拿煤矿出来，而且现在淮南矿业下面估计也没什么新煤矿可以拿出来。”他这样解释煤矿的举动。
事实上淮沪煤电的下属6亿吨煤矿作价约为10多亿，即使加上挖煤成本，煤炭价格也非常之低，若未来合作的煤炭要源自于自身在当地购买，则成本将急剧上升。
这背后显然凸显了当前煤电合作的窘境。“一会儿煤价低，就求助电力公司；一会儿煤价高，电力公司则有求于煤矿企业。整一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上述知情人士如是描述煤电企业各自的心态。
显然，当年淮沪煤电合作的时候正是淮南矿业煤炭价格低迷的时候。“这个机会比较好。”知情人士这样描述当年的合作。
而上述知情人士还告诉记者，“这与淮南矿业的领导当时的眼界也有关系，当时王源（淮南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比较有眼光，认为合作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减少煤炭受到市场的过大影响。”
这种合适的人和合适机会推动下的合作，显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显然无法将煤电合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机会手里，在这背后是市场煤与计划电的极端冲突，只有理顺双方的关系，进而理清煤电价格体制问题才能真正实现煤电合营。
事实上，自1992年煤价试点开放以来，国家为确保电价稳定而设定了国有大型电厂的电煤价格，但事实上煤炭的价格则日益靠市场说了算，计划煤的供应和需求一直呈现脱钩现象。
“我们不是福利企业，我们要赚钱的。”一家位于山东的煤炭企业
在市场和计划体制碰撞的今天，虽然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但电力企业却无法调高电价，“我们无权这样做，而且我们是企业国家队，是红色公司，一定得按照国家要求做事，毕竟电价涉及到每一个老百姓。”上海一家国有发电厂运营部人士这样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这种碰撞下，无奈的发电厂只能硬撑着。“我们不能按照市场需求涨电价，那政府就应该给予我们补贴，让我们亏本又讲责任是很不应该的。”上述运营部人士如是说。
“只有解决了这种价格机制冲突的难题才能最终实现煤电联营。”对于这种窘境，上述知情人士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