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引领2016年的经济工作，也贯穿“十三五”时期，对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变迁影响深远。
从供给的角度看，提到“结构改革”、“结构调整”，人们通常会想到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产出所占比重。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内在增长动力十分强劲。根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当人均GDP处于1120-2100美元（1970年不变价）区间时，属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后期。在这一时期，居民对服务品的需求上升，服务品的收入弹性提高。而中国实际人均GDP于2012年首次超过1120美元（1970年不变价）。
2013年以来，随着服务需求扩张，服务价格相对工业品价格上升，劳动力加速进入服务业部门。这既推动了服务业产出保持中高速增长，又有助于就业形势基本稳定。2013-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6.4%，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年均下降0.3%；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6%。而在2005-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速只有2.4%，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速达到6.5%。
这也解释了为何2012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未像2008-2009年那样对就业形成很大冲击。从理论推断和日本、韩国的实际经验看，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将长期化，结果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就业基本稳定。日本1966-1969年GDP年均增速高达12%，而1970-1985年间只有4%，但同期平均失业率仅从1.12%小幅上升至1.95%。韩国GDP增速从2000年的8.5%逐步放缓至2014年的3.3%，同期失业率反而从4.4%下降到3.5%。
相比之下，在中低端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下，近年来中国工业产出增速持续下滑。随着服务业产出增速超过工业产出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将逐步上升。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转型成功。经济转型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转型求发展，表现在数据上就是随着经济转型人均GDP逐步增长到一个较高水平。也就是说，要通过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行列。虽然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上升的过程，在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演化中可以广泛地观察到，但一些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如阿根廷、巴西，也出现过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快速上升而人均GDP增长缓慢的情况。
1970-2001年，阿根廷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42%下降到27%，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48%上升至69%；巴西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38%下降到27%，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49%上升至67%。到2001年，阿根廷、巴西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但1970-2001年阿根廷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速只有1%，巴西为2.2%。同期，日本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速为5.2%，韩国为7.9%。
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自2012年首次超过工业增加值占比。上述历史表明中国此后并不必然经历日本、韩国式的增长，也有可能陷入阿根廷、巴西式的困境。从更广泛的经验看，前者其实是更难实现的小概率事件。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前者与高收入经济体本来差距就不大，而后者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去除这8个经济体，只有5个经济体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
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尤以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对中国最有借鉴意义。因为香港和新加坡是单一城市经济体，台湾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小。观察日本、韩国与阿根廷、巴西的区别，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日韩在追赶和转型期成功实现了工业中速、稳定增长，而阿根廷、巴西工业产出增长较为缓慢，波动也比较大。
日本1969-1991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4.8%，期间仅在1974年、1983年出现过两次负增长。韩国1989-2007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6.7%，期间仅有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出现过负增长。而阿根廷1975-2001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仅为0.3%，且波动幅度较大，期间有13年负增长；其中1980-1982年、1999-2001年两次出现连续三年的负增长。巴西1980-2001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仅为1.2%，期间有9年出现负增长，其中1990-1992年连续三年负增长。
实际上，在工业产出保持中速平稳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结构才能渐进、平缓的调整。而阿根廷、巴西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追赶期的快速上升，本质上是工业增长不稳定导致的服务业占比被动上升，因而其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波动较大。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低于工业和农业，工业增长失速的最终结果是人均产出和收入增长缓慢。从中国的数据看，2013-2014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第三产业年均增长2.6%。结合上文各产业就业人数增速看，近两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出的中高速增长也主要是依靠劳动力投入实现的，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有限。
2008年金融危机也促使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发达国家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2010年，奥巴马政府提出“制造业促进法案”。此后，美国相继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制造业创新网络”等计划。2012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增长任务：欧洲引领新工业革命”的通讯，提出到2020年将工业增加值占欧盟GDP比重从15.6%提升至20%。此后，德国于2013年发布“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法国提出“新工业法国”战略，英国于2015年发布“英国制造2050”。
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在2010年达到12.6%的阶段性高点，之后持续下滑至2014年的6.9%。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估计在5%左右。按实际人均GDP比较，2014年中国相当于1968年的日本，1988年的韩国。1969-1991年，日本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8%；1989-2007年，韩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7%。日本、韩国的经验表明，中国要与发达国家缩小差距以至完成追赶，工业产出还需保持10-20年左右的中速增长。而当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已下滑至中速区间，工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总体上看，2016年以至“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供给侧结构调整在产业层面可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顺应服务需求的扩张，放松对医疗、体育等行业的管制，增加服务供给；二是加快中低端工业的去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实施“中国制造2025”，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中速稳定增长。在此过程中，服务业发展能够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工业转型升级能够推动人均产出和收入较快增长，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类似于服务业“主守”、工业“主攻”的关系。当然，两者也有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一面，例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