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的目标是，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煤炭消费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控制在62%以内。相比之下，煤炭控制项目课题组给出的27.2亿吨、57.4%两个数字可谓是雄心勃勃。
中国煤控课题组核心组成员杨国富介绍，这一目标的制定采用了生态红线约束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如果要在2020年实现PM2.5年均值45微克每立方米，到2025年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过渡区第一阶段目标值，就需要煤炭消费分别低于40亿吨和35亿吨。
另一个约束指标是水资源。煤炭开发与消费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相比空气质量，水资源约束对煤炭总量控制的要求更为苛刻：如果在2020年用水量不超过747亿立方米，则煤炭消费不得超过38亿吨。
长期以来，价格低廉的煤炭都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能源。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城镇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不少人担心减煤、压煤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
在11月4日召开的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我们一再谈煤炭控制，那么山西、陕西等地的就业和经济怎么办？”
煤炭控制本身也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杨国富介绍，如果煤炭消费减少4.2亿吨，就会节约3400多亿元，可以从这部分资金中拿出一部分来专门支持生产基地的转型和就业。
事实上，在煤炭生产日趋机械化、智能化的今天，煤炭产业对就业的支持作用正在逐渐减弱。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机械化是煤炭产业的内在发展方向，因此即使增加煤炭生产，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并不明显，所以控制煤炭消费，也不会带来大规模失业。
控制煤炭消费并不意味着控制经济发展动力，随着服务业的加速发展，经济增长对于能源消费的依赖将会逐渐减弱。潘家华认为，控制煤炭消费的关键还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我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时期，控制煤炭消费的目标并非高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