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2015年底，中国经济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胶着”状态。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6.9%，已属意料之内的“好消息”，更值得注意的是PPI、进口增速、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发电量增速、工业利润等数据，几乎一致呈现出负面趋势，这就使得市场对当前经济的“真实情况”更加担忧。
坦率而言，为保增长，中央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已属前所未有，不仅力度大，而且政策很系统。货币政策从2014年11月开始进入下行通道，最新包括从10月24日“霜降”之日的双降；积极财政政策从去年下半年至今的力度不断加强；投资项目审批不断加快，“铁公基”、环保、水利、公共服务项目开出的投资规模动辄数万亿计；此外，中央在财政压力不断加大之时，仍想尽办法来减税。然而，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刺激政策，不断通过反腐败打击权力寻租，不断简政放权，不断鼓励创业创新，中国经济仍处于低迷状态，无法脱困。在安邦咨询（ANBOUND）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中国经济对于刺激政策已进入了空前的“迟钝期”，要达到与过去同样的效果，政府甚至需要投入数倍于过去的资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细数起来有多种原因，一是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低迷带来外部需求环境变化；二是中国在新常态下面临深刻转型，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模式不管用了；三是国内要素成本上涨导致产业大量转移；四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膨胀阶段急剧放缓，资产升值的动力减弱或消失。不过，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贺军认为中国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政府经济”太强，市场经济太弱。
过去只提过“计划经济”，没提过“政府经济”。什么是“政府经济”？简单说，就是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状态。由政府主要官员或部门来主导经济资源配置，主导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制订，决定城镇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决定经济发展的方向、节奏和重大投资项目。“政府经济”既存在全国层面，也突出表现在地方层面。如果说真有“中国模式”，那“政府经济”就是其中的典型。过去多年，虽然中国的市场化规模在不断扩大，计划经济在不断萎缩，但“政府经济”却一直在强化。尤其是在搞经济的政绩导向之下，各级地方官员以行政区划为界，都要接受经济指标考核，要在自己任内留下经济政绩，于是就形成了千千万万个小的“政府经济”发动机。
客观评价，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经济”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也来自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主动调整。从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其后的城市改革，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中国经济起飞，再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政府经济”由于汇聚了党、政权力和政策资源，再加上能动用财政资源与货币资源，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节奏，形成了中国特色。
不过，随着中国向更深层次的市场经济发展，“政府经济”模式不再象过去一样有效，其作用渐渐变小。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资源配置的权力不在市场，而在政府。因此，今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市场。“政府经济”模式有两个必然会出现的副产品：一是腐败。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资源配置缺乏竞争性和透明度，演变成了高度的腐败，这在近两年的政府腐败和国企腐败中有清晰体现。二是资源滥用。“政府经济”模式下，政府部门配置市场资源，长期结果必然是低效的。有人评价，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有一支特别能花钱的干部队伍，但这个队伍特别不会赚钱，所以我们只能仰赖投资，仰赖资本，明知是毒药，也要饮鸩止渴。因为花钱比赚钱容易得多，尤其是用“赚钱”的名义去“花钱”，更是如此。这种说法对“政府经济”可谓一针见血。
“政府经济”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抑制了真正以市场方式运营的企业的成长。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经历了很大的发展。但与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相比，与国有企业控制的关键资源相比，很多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摆脱不了“政府经济”的影响，在市场准入、融资、项目审批、资源获取等多个方面，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仍然摆脱不了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民营企业家争相“染红”、找到政治靠山或金融靠山、对其财富存在不安全感等等，都与“政府经济”模式有关。在金融危机来临后，国有企业纷纷亏损，政府才发现诺大的中国市场，可以形成支撑并扭转经济困局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之少！
“十三五”规划是本届中央领导执政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进一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的重要时期。在我们看来，中国要想真正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首先必须推动“政府经济”模式的转型，要真正从“政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要在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市场化的微观经济主体，才能在经济波动中对中国经济形成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