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货币政策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詹向阳称，他理解松紧适度意味着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和弹性较大，应在稳健基础上向宽松方向适度调整。
詹向阳还称，资本约束、存贷比例控制、存款高准备金率、存款偏离度控制等多项监管新规，已明显抑制了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意愿。监管机构应注意到这种调控意图与实际调控效果之间的反向效用，推出调动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积极性的政策措施，避免监管政策叠加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的负效应。
对商业银行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法律主体资格未明确界定，詹向阳认为，这导致银行在运作债权类理财计划时，必须通过信托、券商专户等中介进行投资。这种非直通的业务模式弊端很多，一是增加了业务风险。二是增加了业务流程与环节，加大了理财产品交易费用。三是主体责任难以落实。因此，应尽快落实银行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法律主体资格，打开银行资产管理投资的直接通道；同时，银行和非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应当创新和扩大理财投资渠道，增强银行理财业务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詹向阳还提到需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通过市场这个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下一步应抓紧建立健全基准利率体系和同业协调利率机制，平抑利率市场化过渡期内的过度竞争。
对于体量巨大的影子银行问题，《金融时报》刊发的文章称，应统一针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的监管政策，将非银行支付机构、民间资本等影子银行纳入监管，引导其进入实体经济，避免对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过度进入，挤占实体经济的资金。
文章最后还提到，监管层应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过程中的银行债权保护问题，重点发挥监管部门、同业组织维护商业银行自身合法权益的整体合力以及银行债权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加强企业逃废债务及违约信息共享，对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实施联合制裁。同时，政府在优质企业对关停企业进行注资、整体兼并或债务重组时，要形成制度性安排，使债权银行能够参与处置决策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