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2月6日16时
嘉宾：陆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简介：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普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金率0.5个百分点。另外还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
央行为何要在这个时间点普降存款准备金率？此次降准反映了我国怎样的货币政策导向？预期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会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未来货币政策趋势又是怎么样的？2015年2月6日16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作客中国政府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并回答网友关心的问题。
欢迎网友踊跃提问，积极参与！
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我是主持人刘燕。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普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并有针对性地实施定向降准措施。央行4日晚间发布的这条消息少见地用了一些修饰语，这是时隔近三年后，央行再次对所有金融机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网友也注意到了此次降准的用语是“普降”，同时伴有定向。
[主持人]那么此次降准反映了我国怎样的货币政策导向？预期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会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未来货币政策趋势又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网友非常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回应网友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欢迎您陆局长。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谢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政府网，就网友们关心的货币政策话题，特别是这次人民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对实体经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乃至对于民生构成什么样的影响，跟大家聊一聊
[主持人]首先请陆局长用一些数据来举例，便于我们网民来理解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
[陆磊]好的，存款准备金率是近一百年以来各国央行普遍使用、比较经典的一种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无非就是调整该国的总体流通性水平，并进而实现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比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货币平衡等。针对这些宏观目标就需要有相应的工具，而存款准备金率起到的作用就是在它调整的过程中增加或减少基础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意味着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吸收存款的时候必须按照一定比例，把资金存放于中央银行，而不能动用，所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升或下降就意味着收紧或放松银根。
[陆磊]存款准备金率也意味着可贷资金比例的高低，就会影响货币乘数的上升或下降。一般来说，存款准备金率越低，货币乘数越高，金融机构创造的存款就越多，同时也意味着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总量相应会更多。以上这是大家所知道的，既是经典理论告诉我们、也是在事实上可以验证的存款准备金率在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作用。
[主持人]那您能否用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吗？
[陆磊]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些直白的虚拟性数据吧。因为如果我们用80多万亿的人民币实际贷款量数据进行比较的话，相对来说不那么直白，反而会显得枯燥。直白的数据就是，假设有100万的存款，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是20%，就意味着20万资金被央行锁定不能使用。如果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则有1万资金从央行回归商业银行，变成了可支付、可贷款的资金，于是实体经济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可使用的货币量就多了。
[陆磊]第二个层面。刚才说了存款准备金率假设是20%，有100万的存款就意味着商业性金融机构可贷款的量是80万，而资金一定是在银行账户之间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甲企业需要贷款，贷到80万后支付给乙企业，于是乙企业账户中多出80万。因此银行会观察到我又多出80万存款，再按照80%比率即64万可贷资金量可以用于贷款。由此不断滚动下去形成货币乘数效应。
[陆磊]如果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一点，比如降低0.5个百分点或者更多一些，就意味着商业性金融机构吸收存款之后可用于贷款的资金量上升了，就是前面所讲的甲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然后资金从甲企业向乙企业完成支付后使得乙企业账户中的存款又增加，形成了更多的派生存款，并进而按照更高比例再次发放贷款，引起货币按照乘数效应上升，并最终体现为贷款量的增加、广义货币量的增长以及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感觉到的流动性更加宽松的状态。这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在经济运行当中的机理。
[主持人]此次降准出于哪几方面的考虑？预期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陆磊]我想这是各位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是执行这样的货币工具之前货币当局仔细思考的问题。涉及到第一是政策的力度，第二是政策的时机。比如为什么是0.5个点，为什么有定向降准，为什么选择在春节之前？这都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经济和金融因素后做出的综合判断，因此，这里面也体现了一定的政策意图。在这里我不妨跟大家稍微简短地解释一下。主要有三个方面。
[陆磊]第一是春节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我们看看时机，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比较注重亲情的，回家孝敬老人，给亲朋好友的子女有压岁钱，所以春节资金的投放量相对比较大。而在一般时间段，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库存的资金量是不能太多的，因为它要盘活资金，资金只有用出去才能产生收益，所以在春节期间往往会形成一定的资金缺口。也就是说季节性的资金需求会对商业性金融机构产生流动性压力。
[陆磊]我们做过测算，一般来说每年春节会形成较大规模的流动性缺口。这个缺口应该通过政策工具加以平衡或者填补。以往这个缺口的填补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完成。就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和交易对手交易，通过买入债券等手段，向市场投放资金以弥补缺口。
[陆磊]春节后货币回笼，大量资金回到商业性金融机构，这时候需要做反向操作，回收在市场上存在的过度流动性。往年是这样，但今年不同，因为我们观察到今年出现了一个大的结构性变化。2014年我们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仍然保持比较高的顺差，而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差，这个逆差跟国际国内的环境、跟政治经济环境都有关系。比如大家都预期美联储可能要加息，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不是美元要升值？在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出现了960亿美元的逆差，如果按照近期汇率折算乘以六或者六多一点，折合人民币大约5000多亿等值的人民币资金的结构性流动性缺口。
[陆磊]这种结构性缺口需要有一些政策工具加以弥补，而且这种结构性缺口不是简单地通过日常性的公开市场操作，也就是日常的买卖债券方式能够有效弥补的，那么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就可以使得整个银行体系一次性增加足额的流动性来地对冲掉刚才所说的结构性问题所形成的流动性缺口。所以一是春节因素需要降准，二是刚才所说的结构性变化，这两者都决定了我们在此时此刻的政策时机。为什么采用这个工具进行降准，这需要解释的是普降。普降针对的政策目的很清楚，一定要使得市场的流动性，整体经济的货币量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比较平稳的水平，既不可大起也不可大落。所以这是第一个政策意图。
[陆磊]第三个政策意图就是定向。定向的目的是调结构，或者说是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比较时间和空间。大家观察到了，我们对于符合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再降低4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实现支农、支小，支持经济运行的薄弱环节。这个政策意图应该说是具有延续性的，因为在2014年我们两次定向降准也是为了完成支农、支小。我们一直重点关注三农、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难、成本高问题，也给出了一系列的相应政策安排。所以2015年春节前这次降准无非是2014年政策的延续，并不带有突发性。
[主持人]您预计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是怎样的呢？
[陆磊]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和松紧适度，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经济指标的变化继续预调和微调。因为任何总量性政策都必须关注经济运行当中重要指标的变化。这些重要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水平怎么样，实体经济的景气状况怎么样，就业情况怎么样，还有物价总水平怎么样，这些因素共同决定总量性政策的出台，而这些相应的指标我们还在观察当中。这是一方面需要说明的。
[陆磊]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必须兼顾稳增长和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平衡，一定不能够单纯地把宏观调控政策当作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手段。因为无论是经济学理论、政策实践，还是各国的经验和教训，都充分证明实体经济层面有效率的增长才是根本，企业的竞争力才是根本，要素的质量和数量才是根本。要素质量包括我们的受教育水平、劳动技能水平，要素数量包括我们有多少土地、多少技术、多少劳动力能够组合形成我们的有效产出，这些才是需要重点考量的。
[陆磊]我也关注到了一些看法，可能过度寄希望于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代替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甚至是体制性、机制性的一些重要变革。我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三方面就是一个好的政策或好的制度安排必须有正向激励。这个就体现在引导或鼓励市场的机构、企业部门，甚至居民按照比较理性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运作，避免投机化，同时应该关注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到真实的产出领域或者是实体经济领域。
[主持人]那我们也想知道此次降准与哪些经济指标是相对应的？
[陆磊]这些指标要区分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普降针对的是总量，是总量的流动性；定向针对的是结构，针对的是三农、小微。有一些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经过评估发现，2013年、2014年在定向性支农、支小方面，货币政策操作层面是卓有成效的，所以此次延续了这样的结构性做法。在结构性层面上我们关注的指标是什么呢？不妨说一些数据。比如截至到2014年年底，我们的涉农贷款额余额是23.6万亿，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28.1%，在国际上都是比较高的。这也就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资金配置的调整得到缓解。
[陆磊]针对这样的现象，未来一段时间，存款准备金政策可能仍然更多地面向支农、支小，并向涉农、涉小类金融机构倾斜。这是结构性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总量性指标，那观察什么呢？观察流动性，观察银行总体的流动性，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流动性。在短期，我个人认为，要看货币市场的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反映的是各家金融机构资金的余缺调剂，有的金融机构可能这会儿缺钱，有的金融机构有钱，所以在市场上他们进行交易，交易价格反映的是整个市场面的余缺情况，是紧的还是松的。货币市场的利率是短期的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陆磊]在中期，我个人认为，可以看看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比如票据融资、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占的比例各自有多少，同时结合其他指标来此判断各家金融机构总体流动性是余还是缺。长期看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长期看全球背景下，全球性的流动性的流量和流向。大家都知道，美国经济过去两三个季度表现很好，正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未来会怎么样？欧元区实行量化宽松，经济还在相对比较低迷的状态下努力。日本仍然延续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陆磊]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都会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动状况。当然分析这些指标也要以我为主，立足中国，我们要判断我们自己的流动性，我们国内的资金量能不能满足必要的消费、投资和市场交易。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发生了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逆差，而这个逆差就使得我们可能要关注国内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会不会因此受到相应的影响。总结起来，短、中、长期一起看，要保持松紧适度。
[主持人]我们也想知道此次降准会对我国经济运行带来哪些影响？尤其网民很关心对我们老百姓生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陆磊]此次降准是根据金融体系流动性状况和经济情况进行的政策操作，对于保持松紧适度的流动性，避免经济波动会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和价格稳定。这样稳定的宏观环境，无疑对于老百姓就业、收入增长、生活成本都有好处。另一方面，在我国，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在“三农”领域、小型或微型企业中就业。这次定向降准，对“支农”、“支小”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降低“三农”、“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贷款的可获得性，促进包括新兴业态中的“小微”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会给我们老百姓创造许多新兴的就业机会。2015-02-0617:22:15
[主持人]这种效果什么时候能够看到？
[陆磊]效果的显现，的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因为，任何政策都会有个传导过程，货币政策也是这样，而且它是一个间接传导的政策，货币政策的操作首先直接影响的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比如，银行存贷款行为，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然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又会影响企业和老百姓，对企业投资、生产，老百姓的就业、收入和消费产生影响。这个过程较长，传导的效率非常重要，效率高，所需要的时间就相对短些。
[主持人]市场估计此次降准释放的资金达到7000亿元到9000亿元，央行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陆磊]这些测算可能是根据存款总规模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幅度计算出来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释放的流动性是否有效地进入实体经济，是否存在“堰塞湖”，也就是说，是否在中间环节滞留，是否在金融领域空转。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金融部门能否有效发挥职能，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部门是否能够坚定不移地转变自身的运行方式、提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按照市场的方式，来吸引金融部门的资金注入。
[陆磊]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是一个宏观政策，它需要微观部门的响应，即微观的金融部门、金融市场和企业部门的响应。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成长性好、优质的企业能够顺利获得债权、股权融资，老百姓合理的融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打个比方，我们想看到的是，这些流动性如春雨润万物一样渗透到实体经济当中，使实体经济中的小苗长成大树。
[主持人]那如何引导好资金的流向？让它天随人愿地流向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运行的薄弱环节？
[陆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最根本的是，需要金融改革和创新。比如，互联网金融就是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小微”、“三农”的金融创新，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小微”企业和普通大众能更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这个体系有利于更加有效地甄别谁是合格的融资者。当然，金融政策工具也需要创新，我们在创造政策工具，使工具更加精准，而不是“大水漫灌”。此外，我们国家正在推进自贸区试点和相关改革，包括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区，其目的是要为了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金融的角度讲，也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资金到实体部门中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主持人]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专家认为，降息的空间有限。只有加大量的供应，通过降准，才能有效解决融资贵的问题。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陆磊]从去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实体经济总体融资成本在降低。目前社会关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周期的客观反映，企业在稳健货币政策周期获得的资金成本肯定要比在宽松期高一些，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融资成本一定存在天然的差异，这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现象，即使在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企业的资金获得也或多或少的存在成本差异。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不仅要从政策面入手，在改革层面，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和多元化金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