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难，难，难。
首先，对于此次税改方案，有机构将其解读为政府在今年来煤炭价格持续下跌、煤炭行业出现大范围亏损背景下的救市之策，并由此得出境遇不佳的铁矿业同样应当享受减税待遇的结论。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何又会将石油和天然气囊括进去？毕竟“三桶油”可是年年赚的盆满钵满，其2013年度利润更是占到国资委辖下113家央企利润总和的70%。又为何不将钢铁、造船、制糖等亏损行业囊括进去？钢铁行业自不必言，造船和制糖行业可是连续两年全行业亏损，恐怕更需要政策来救市吧！
众所周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国内主要的能源供给源，其2013年度消费比重分别占到能源整体消费量的65.7%、18.9%和5.5%，尤其是煤炭，不仅仅用于钢铁冶炼，更是国内发电的主要燃料，2013年火力发电量占到全年发电总量的80%以上。作为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煤炭消费主要还是依靠本国生产供给，进口煤炭消费量不足总量的10%。可以想见，如果国内煤炭行业因价格下滑、企业亏损而出现大范围减产，仅仅依靠进口煤炭显然是无法满足国内能源需求的，甚至可能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政府出台上述税改方案，其着眼点恐怕并不在于某个行业的盈亏，而是关注国内能源供给的稳定。
与煤炭行业相比，铁矿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恐怕就远远不及了。毕竟，铁矿石并没有煤炭那样广泛的用途，只能用于钢铁冶炼领域，而钢铁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高污染、高耗能、产能过剩行业的“代名词”，政府调控尚嫌不及，又岂会轻易出台利于其进一步扩张发展的政策呢。且中国自产成品铁矿石的规模远远小于进口量，即使因部分企业减产而导致供给下降，也很快会被境外新增铁矿石资源所填补，不虞有供给不足之忧。
因此，笔者以为，煤炭等行业减税方案的出台，有着其深刻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并不是简单的行业救市之举，对于铁矿行业的借鉴意义更是不大。市场人士并无必要过于夸大煤炭等行业减税方案的榜样作用，铁矿业减税的政策也恐难在短期内出台。
其次，即使政府秉承拯救亏损行业的目的出台减税救市政策，铁矿业也未必是首选扶持行业。从当前铁矿业运行的情况来看，尽管在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下，确有部分矿山企业出现亏损而被迫停产，但如笔者在此前《国产矿亏损到底有多重？》文章中所介绍的，铁矿业的整体盈利水平，其实仍在工业平均水平之上，也明显高于与之紧密相关的钢铁行业；而上半年十大上市矿业公司中，也仅有一家企业出现亏损，其余九家企业均保持在较高的毛利率。另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1-9月份国内3447家规模以上铁矿采选企业中，亏损企业仅为741家，约占总量的21.3%，这意味着近80%的企业仍处于保本或盈利状态。如此情况下，纵有救市政策出台，恐怕也很难轮到铁矿业首先分到减税这块美味的蛋糕。
最后，退一步讲，即使铁矿业减税方案如期出台，那么就真的能起到理想的减税减负效果吗？
未必！
自1993年税制改革以来，伴随着国内铁矿采选业的飞速发展，矿山企业税费负担也日益加重，且区域差别巨大，可谓“百里不同费，千里不同税”。据中国联合钢铁网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及实地调研，仅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各地涉及铁矿企业税费种类就多达近三十种，除企业通常需要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常规税种外，还有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维简费、安全费、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土地损失补偿费等名目繁多的特殊税费项目。其中除增值税、营业税等少数税费项目为全国统一征收、税率相对固定外，大多数税费项目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税率及征收标准往往都因地区、因企业不同，甚至在同一省内也往往相差悬殊。以资源税为例，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同处于安徽省境内，北部地区的徐楼铁矿开采每吨原矿仅需缴纳5.6元的资源税，位于250公里以外安徽中部的周油坊铁矿，资源税率则升至11.6元，而位于安徽东南部，距离周油坊铁矿仅180公里的施墩铁矿，其资源税率又降至7元/吨。一省三矿山，税率各不同，更何况不同省区。笔者查询了国内三个省区不同规模的矿山企业，了解到其2013年度收入及税费情况，具体如下：
|
企业规模 |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
税费总额（亿元） |
税费占收入的比例 |
|
|
山东某矿山 |
大型 |
16.37 |
2.45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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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某矿山 |
中型 |
4.10 |
0.85 |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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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某矿山 |
小型 |
0.99 |
0.33 |
33.9% |
数据来源：国内矿业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
由此可见，国内矿山企业的税费负担，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和碎片化特征，即使减税政策出台，各地区矿山企业往往实际减免程度也不同，很难保证大部分企业从中真正受益。其次，以上税费项目中属于地方政府征收的种类更多，占比更大，而除了诸如辽宁北票、河北唐山、山东莱芜、安徽霍邱等少数集中产区外，铁矿业在多数地区都并不是支柱产业，受地方政府扶持的力度有限。在自身债务高企而土地财政等传统收入来源增长缓慢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是否有切实执行减税政策的积极性，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再者，即使铁矿减税方案套用煤炭业的模式，将资源补偿费率降至零，停止征收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价格调节基金等费用，相比起近三十项的各种税费，其减税力度也十分有限。
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近年来国内矿山企业的经营困境，其根源在于国内外铁矿石资源品质及开采条件的天然差距，而并不在于税费。中国铁矿石资源先天的富矿少、贫矿多、资源分散、地质条件复杂等特征，就决定了国产矿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国外主流进口矿。即使国产矿的全部税费都得以免除，将总成本降低20%、30%，也无法与国外大矿山低至40美元、30美元乃至20美元以下的超低成本相抗衡，不过是从落后一百步缩短到落后八十步而已。减税之策，或可救的一时，却难救一世。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以为，市场人士对国产矿减税政策的预期，在短期内恐难成为现实，即使相关政策出台，其实际效果也仍有待观察，同时也很难扭转国产矿在与进口矿争夺市场中的天然劣势。(中联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