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拒马河河道内，一辆铲车正往货车上装砂石。河道内到处都是深深的大坑。
昔日大力招商引资开采河砂，涿州段拒马河数年后破坏严重，政府取缔砂石厂遇企业“抵抗”
河北涿州，采挖河砂已严重威胁拒马河的生态。当地政府正为几年前的“违法”行政买单。
2001年起，涿州欲打造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大力招商，诸多采砂企业涌入，“先上车后买票”，在政府默许下无证开采。
采砂业带给砂石老板的是暴利，但给拒马河和当地百姓带来的却是满目疮痍。政府年收9万地税，而单为砂车碾坏的公路维修就要4000万。
于是，涿州痛下决心整治采砂业，宣布昔日“手续”一概作废。不过其“一刀切”的行政行为，没有根治滥采，却引起砂石厂主反弹———上访和私采。
如今，当地政府正背负着被行政诉讼和采砂企业盗采的双重压力。
东北商人徐颖达在河北涿州开了一家砂石厂。
去年7月23日，徐颖达的宏远石料厂收到了限期拆除采砂设备的通知。涿州市水利局认为该厂不符合继续采砂的条件。
一年过去了，徐颖达坚持认为政府在违法行政。
“没有提前行政告知、没有听证会、没有补偿款……”今年6月19日，徐颖达说，这一年他都在讨说法。
在讨说法的，不是徐颖达一个砂石老板，而是几十个。
这让涿州市政府压力很大。不过，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说，政府这次下了决心。取缔砂石厂，治理拒马河，已是涿州市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
据介绍，流经河北、北京的拒马河，是涿州的主要行洪河道，如今已濒临砂石资源枯竭的境地，而河道更是千疮百孔。采砂导致河床下降、河势不稳，丧失基本行洪能力。
2009年7月起，涿州掀起“治砂风暴”，对全市的河道采砂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市委书记亲自牵头，现场督导，该拆就拆，该取缔就取缔。”白景华说，此次涿州市政府“有壮士断臂的魄力”。
而部分砂石厂老板称，他们是当年涿州政府招商来的企业，与当地村委会签有承包协议,在正常经营中被取缔,“全然不顾当初招商时的种种承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政方式，有何公信力可谈？”
政府招商河道采砂
与诸多工程在建设的北京近邻，涿州看到了砂石市场的商机，以此招商引资
徐颖达是2003年初到涿州开砂石厂的。
2002年时，他的一个朋友到涿州投资开采砂石，后来推荐他也去。朋友说，河道采砂是个利润非常可观的项目，涿州政府也十分欢迎投资该行业。
家住北京丰台区的褚世昌是2002年到涿州开砂石厂的。他介绍，2001年北京全面禁止在河道采砂，而此时期，北京诸多工程项目正上马和建设，并且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砂石是建筑必需品，因此价格一路高扬。
涿州距离北京不足一百公里，交通便利。北京禁采后，大批砂石商人蜂拥至涿州。
当时的涿州市领导看到了“商机”，要将涿州打造成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带动涿州经济发展。
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涿州的砂石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流经该市的拒马河。他称，因北方干旱，加上上游北京段建设“引拒济燕”工程以及抽取地下水等原因，涿州段拒马河已干涸15年了。而干涸的河道利于采砂。
白景华介绍，那个时期，招商引资是各地市县领导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的涿州市领导，将河道采砂作为一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2002年，涿州电视台轮番广告，宣传当地拒马河砂石资源丰富、政府鼓励采砂行业的政策。
褚世昌成为第一批集中到涿州投资的人，他多次参加涿州政府组织的砂石招商会。
他回忆，当时涿州的市领导还在拒马河河道上的砂石厂召开现场考察会，让当地老板现身说法，描绘采砂“钱”景。
十分之九的企业无证
“先上车后买票”，企业在水利局备案后就可开采，政府曾承诺办证，后来默许了无证开采
“找个村子买块地，签个承包合同，再经镇领导同意，就可以开采了。”褚世昌称，当时到涿州开采河砂，对企业要求的门槛不高。
徐颖达称，当时都是和拒马河边的村子谈价格，村委会同意就成交了。
据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按国家规定，河道归国家所有，由县级以上政府水利部门进行监管与治理。不过，因涿州段河道长年无水，加上是无堤河道，许多老百姓在河道耕种了庄稼。而每段河道归附近村庄集体负责维护，村里又具体承包到了户，河道实际上形成了集体所有的性质。
徐颖达介绍，当时的砂石企业只要和村子里签了包地合同，拿着合同去涿州水利局备案，就可以开始开采了。涿州政府部门代企业向省水利厅申请采砂许可证。
褚世昌、徐颖达等砂石厂老板均称，当时涿州市政府承诺，“可先上车后买票”。
2002年，徐颖达以不足4000元每亩的价格，与百尺竿镇二站村村委会签订合同，承包了途经该村的拒马河河道150亩地，租期10年。
徐颖达拿到了许可证。不过更多的企业是无证开采状态。他称当时有几百家砂石厂，后来大约十分之一拿到了采砂许可证。“当时市政府称还要为企业办采矿许可证，但一直没办下来，我们就边采边等”。
褚世昌承包了一块70亩的河道。据了解，2002年前后诸多与不同村委会签协议包地的企业，合同期多为十年以上。
据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2002年前后，因涿州市政府大力招商，采砂企业达到100多家，还不包括没在水利局备案、没有任何手续的小作坊，而这种小作坊甚至比备案企业还多。
“省厅对采砂企业数量控制很严，很多采砂许可证没批下来，但政府当初又承诺企业能办下证来，于是，很多企业在政府默许的情况下，无证开采。”7月中旬，涿州市一名曾担任招商任务的市领导回忆。
暴利与采砂失控
砂石厂老板们一夜暴富，村民们却发现道路毁了，土地沙化了，双方由此冲突不断
6月21日下午，沿涿州至涞水段公路，向拒马河河道方向走，越来越多的运砂车飞驰而过。扬尘弥漫，路面上随处可见坑洼。
“国家明文规定，55吨以上的车不允许上路，你看看这些车，哪一辆不在100吨以上，什么路轧不坏？”一名涿州当地砂石厂老板说，涿涞路是涿州连接京津的一条省级公路，因超载车长年运行，路面千疮百孔，每年车祸频发，“不到两年就要修一次路”。
随着砂石价格逐步攀高，更为面目全非的，是拒马河。
“一个规模一般的砂石厂，一天能产价值20多万元的砂石。一个成年人用铁锨挖一晚上就能赚个三四百块。砂石厂白天黑夜不停挖。盗采的人也越来越多。”家在河道边的涿州本地采砂老板孙东明说。
今年6月23日，涿州市砂石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介绍，按国家规定，每年汛期不能采砂，并且河道采砂有严格标准，但许多企业都在违规采，挖的深度和宽度远超规定，甚至将河道挖出几十米的深坑。
许多人一夜暴富。
据传，一个外地砂石厂老板采砂不到一年，买了5辆豪华轿车。
而在当地村民看来，采砂带来的好处十分有限，危害却凸显。道路被轧坏，机器噪音日夜轰鸣，地下水沉降，扬尘造成污染，耕地日渐沙化。河道里，连树都栽不活了。
另一方面，河道当时多是以不到4000元每亩的价格承包出去的，村民们发现，钱都让砂石厂老板赚走了，留给他们的只有破坏。
据徐颖达讲，镇里曾要求砂石厂每年向村子捐助数万元用来修路、打井等，但许多砂石厂老板并不愿意。于是，经常发生村民到砂厂偷沙子，甚至挖断路面禁止运砂车通行的事。双方冲突不断。
百尺竿镇西豆庄村支书张少华兼任镇大信访调解中心副主任，6月28日，他介绍，随着采砂企业增多，引发的信访和官司剧增。
涿州市砂石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认为，2001年以后的那段时间，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心切，对采砂业的管理疏于规范，当初“先上车后买票”的政策，让政府部门对采砂企业的监管困难重重。
他认为，那段时间，拒马河道的采砂失控了。
收税9万修路耗4000万
据介绍，涿州发展采砂业并未带来经济贡献，而维修轧坏的路面却耗资巨大
“市人大和政协代表，多次向政府提出整肃采砂。政府越来越重视过去无序开采的危害，加大了治砂力度。”今年6月23日，王金峰说。
据白景华介绍，采砂业给涿州经济发展带来的贡献非常有限，2008年仅收到地税9万元，而每年用来维修轧坏的公路，政府支出费用4000多万元。
王金峰介绍，涿州市政府逐步加强治理，通过控制企业每年需要换发的采砂许可证，从而控制采砂企业数量，至2007年，涿州采砂企业从原来的数百家只剩下52家。
2007年6月15日，涿州市政府向52家砂石厂下发通知，要求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整顿期间停水、停电，并让市供电局强行拉走了各企业的变压器，进行封存。
52家企业的河道采砂许可证，均停止更换，政府没有通知整顿何时结束。
6个月后，52家砂石厂老板开始联名上访。曾从事过司法工作的徐颖达，被推选为信访代表之一。
“我们这5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是招商引资企业，是历经政府多年整顿考验的企业，我们一直是合法企业，为什么政府突然就不让干了？”徐颖达说，如政府所说，这些企业没有采矿许可证，但涿州市领导当时承诺政府代办，并且每年都核发了采砂许可证。另一方面，当时他们与各村委会签的协议，还远没有到期。
2008年初，52家企业老板与涿州市交涉无果后，到保定市上访。
徐颖达称，保定市主管信访的政法委书记称他们都是合法企业，不会被取缔。
因这些企业频繁上访，涿州虽然没有给这些企业换发采砂许可证，但又让他们恢复了生产。
昔日合同一概作废
涿州宣布砂石厂与乡、村两级签的协议全作废，而砂石厂主们称当初政府正是以这些协议为基础允许开采
2009年1月，涿州市委书记黄恩桥调离涿州赴河北省国土厅任职。黄恩桥2000年起任涿州市长，他任市长期间，涿州大力发展河道采砂业。
黄调离后，对采砂一直持从严治理态度的市长王舟出任市委书记。
当年3月，涿州市人大和政协受市政府委托，要求组织代表对全市河道采砂情况进行调研并形成报告和提案。
在涿州开砂石厂的徐颖达、褚世昌等人收到了政府命令，停止采砂并撤出河道。
涿州市政府2009年度“治砂大事记”显示，当年6月1日起，停止一切在拒马河的采砂活动，将企业的变压器、动力线拆除并封存；两天后，市政府要求供电局对采砂企业强行停水停电；6月28日，政府发文要求所有河道内采砂企业必须在两天内将采砂设备全部拆除并撤出河道。
2009年7月，涿州市政府掀起治砂风暴。
政府制定了《砂石料治理整顿规范验收的实施办法》，提出，乡、村两级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均无效，全部废止。
《办法》明确提出砂石资源归国家所有，县级水利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其他任何人无权出让和转让砂石矿产。
涿州的两个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名为《涿州砂石料整顿纪实》专题片，“城市上空乌烟瘴气，道路损毁严重……拒马河已成为掠夺者们的淘金温床，我们的母亲河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非法破坏，河道告急，道路告急，环境告急，我们必须对非法采砂者断喝一声，住手！”
徐颖达的宏远石料厂，被告知不符合继续开采条件，要求将采砂设备与厂房限期撤离河道，否则政府将组织强拆。
“意味着我的砂石厂被取缔了。”徐颖达说，2009年7月中旬起，他又与20多家砂石厂老板开始上访。
这些砂石厂老板称，当初政府部门正是根据他们与村子签的合同审核验收和发了许可证。如今政府一纸命令，这些合同又变成无效，“岂不是出尔反尔？”
收回河道缴费开发
涿州市将砂石资源拍卖给少数通过验收的企业，有规划开采。不过，未通过验收的企业，却加入了盗采行列
2009年，52家砂石厂中28家被允许继续采砂，其余被取缔。
“这是涿州历史上决心最大的一次治砂。”涿州市砂石料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认为，治砂风暴完全是政府一次“壮士断臂”的行为，“及时纠正历史形成的无序采砂行为”。
“市长和书记当时承担的压力太大了，这群砂石厂老板哪个不是身家数千万，他们四处告状谁能受得了？但就是这样，治砂风暴也不会停止。”王金峰称。
根据涿州市《砂石料治理整顿规范验收的实施办法》，政府对河道内的采砂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进行有偿开采。
2009年获得许可证的28家企业，被要求停产，原砂石厂进行竞拍。
“办法上注明了原企业主具有优先竞买权，除非原企业主放弃经营权的，才进入拍卖程序。”代表市水利局组织拍卖的王金峰称，28家砂石厂还有14家没通过验收，通过的14家全部“拍”给了原砂石厂企业主，每亩交8000元的资源费，“之所以让原企业主购买，也是为了减小治砂改革的阻力”。
众兴砂石厂的老板孙东明是14家竞拍成功的企业老板之一，他有两个砂石厂，一个他自己竞拍下了，另一个还被搁置中。
他说政府部门没再给换发采砂许可证，“告诉我们可以生产了，对采砂许可证是否更换，采矿许可证何时能办下来，政府无明确答复”。
7月5日，河北省水利厅大清河水务管理处副处长严增才介绍，河道砂石是否要归国土部门管，开采是否需要采矿许可证，资源费如何收，目前国家尚无明文规定。他认为涿州是在进行探索，“做了就值得鼓励”。
对于采砂企业先前合同一概废止，严增才认为应该给予企业适当补偿。徐颖达曾向涿州市水利局提出行政复议，水利局回复认为，徐颖达的砂石厂采砂许可证到期，不符合继续开采条件故不再核发，不存在赔偿问题。
当地砂石厂老板告诉记者，政府“一刀切”取缔砂石厂后，原来盗采的企业依然在盗采，后来被取缔的企业，也加入了盗采行列。
今年6月22日晚10时，漆黑的夜色中，记者看到涿州孙庄大桥北300米处灯光闪烁，采砂机器发出轰鸣声。
“把我取缔了，我就偷偷采，更自由。还不用每年给政府交这个费那个费了。”被取缔的一家砂石厂老板称，其实去年被取缔的企业现在多数在偷采，“给村里、镇里一些人拿点钱，没人管，关键要找个人罩着你，就没人来查了”。
当初“大方向就错了”
无论被毁坏的河道，还是现在砂石企业的强力反弹，都成为涿州为昔日政策要付出的代价
在严增才看来，涿州当初的采砂，犯了根本性错误，大方向就是错的。
“河道采砂本就不应作为一个产业来大力发展，而应是作为维护河道、清淤防洪的一个辅助行为，采砂是为了河道顺畅。”他称，按相关规定，河道只能在非汛期进行清淤性采砂。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涿州发展采砂业，涿州申办许可证，“我们批得很少”。
不过，严增才说，他知道涿州政府领导当时急于上采砂项目，于是“才有了先上车后买票的状况”。
2005年，严增才到涿州考察拒马河，“触目惊心啊。我当时就找到涿州市的水利局长，告诉他决不能这样采砂，将来这个损失太大了，也弥补不了，一旦来洪水，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严增才说，虽然近些年没有发洪水，但一旦出现洪水，涿州60万人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
严增才称，他当时要求水利部门必须停止无序采砂，但“当地的水利局负责人当时也很无奈，说这是市领导大力举荐的招商引资项目”。
严增才说，他后来见了当时的涿州市领导，表达了自己意见。不过，对方很不快。严增才感觉，当时涿州市领导把“打造京津砂石料供应基地”当成一个很骄傲的政绩。
严增才认为，涿州现在大力治砂是明智之举。虽然他觉得拒马河已破坏到“无可挽回”的程度，做再大努力，都很难回到以前状况。但若继续无序开采，“后果不堪设想”。
“采砂是一个暴利行为，哪怕多干一天都能多赚个几十万。争议更多来自既得利益者。”严增才认为，涿州市政府当初“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是引起砂石企业主反弹和遗留诸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涿州市政府必然要为以前的行政行为付出一定代价，目前所承受的压力，正是为昨日行政行为的“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