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保值增值都是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企业的性质，而是寻租的空间，决定了煤炭行业腐败案件的发生率。在矿难依然不时发生的今天，重新强调法律的应有地位，禁止官员对市场的渗透，绝非多余。
从去年开始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煤企重组，已经进入收官阶段，整合后煤炭企业违规违法生产、建设的主体，已经由过去的中小个体煤矿，转为股份制或者国有大矿，占到了75%以上。
这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数据。
今年1月新华网曾报道，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消息，目前，山西省煤矿整合重组协议签订率达到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达到94%，采矿许可证变更率已超过80%，煤矿复产、改造和关闭工作已全面展开。整合重组后，山西将形成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多、小、散、乱”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此话的潜台词是，民营煤矿等于多小散乱，只有国有大煤矿才能做到规模经营，遵纪守法，杜绝腐败与环境污染。事实上，在煤矿整合过程中，腐败与污染、血汗工厂等成为民营煤矿的原罪，屡被提及。但是，认可我国市场化改革成果的人，都不一定会认可上述结论。
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保值增值都是企业的首要任务。民营煤矿降低成本获得巨额利润，一些国有煤矿何尝不如此？与地方政府争夺资源税，在电力、制造等企业面前竭力要求涨价的，都是国有大煤矿。当然，不能因此认为国有大煤矿违背良知与正义，但同样的逻辑，也绝不能因民营煤矿的巨额利润，把不道德的帽子扣到民营煤矿身上。在巨额利润背后，是税收体系与环境监管体系出现了问题。
以往矿难频发，民营小煤矿成为罪恶渊薮，在整合之后却成为国有煤矿的专属，2009年发生的4起特大矿难，有3起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今年以来，所有的大型矿难都出自国有煤矿。股份制与国有大矿并未显示出他们高人一等的觉悟，现在，为了利润，违法违规开采依然盛行。
据统计，国有煤矿的安全性相对较高，地方国有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国有重点煤矿的3.8倍，而乡镇小煤矿的百万吨死亡率则是国有重点煤矿的11.3倍。机械照搬上述数据，显然应把所有的煤矿组合成一到两家大煤矿公司，但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吨煤死亡率也不是世界先进水平，反而是市场发达国家的加拿大、德国、英国、挪威，实现了煤炭开采零死亡率。
不是企业的性质，而是寻租的空间，决定着煤炭行业腐败案件的发生率。
6月2日，山西省纪披露，截至4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蛀虫”受处。去年6月审判的山西“煤焦第一贪”高崇荣，贪污、挪用公款涉案1000多万元；今年6月一审的山西蒲城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
在每桩煤炭腐败案件背后，都能揪出一个甚至一串腐败官员。他们或者将审批权折算成市场价格向企业明码标价，或者直接控制小煤矿参与暴利分配。这并非民营经济之罪，而是审批权市场化溢价之罪。只要不斩断审批权与市场标价之间的联系，审批权越大，腐败越多，溢价也就越高。
腐败与权力共生，国有化不等于公平与法律，在矿难依然不时发生的今天，重新强调法律的应有地位，禁止官员对市场的渗透，绝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