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杯酸奶，过期将失去任何价值，山西矿主潘容杰的煤矿就是一杯放在冰柜里的酸奶，这也是山西上千座小煤矿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山西煤炭工业到2011年将只保留1000座煤矿，在现有的2600座煤矿基础上压减60%多；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
为了完成该项任务，作为新一轮机构改革的一部分，新组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并升格为山西省政府组成部门，而原来煤炭工业局仅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在职能上，原属经委、发改委的煤炭管理职能划入煤炭工业厅，山西是全国唯一的在煤炭管理领域回归厅建制的省份。
一年之前，保留矿井的数量还维持在1500座。大幅缩水的数据背后，是煤老板相互传染的恐慌。就像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在山西煤矿整顿、关停的“运动史”上，小煤矿老板们这一次感受到“灭顶之灾”。尤其是那些2005年以后，在支付天文数字购得煤矿有偿使用权的新涉足者。而夹在煤炭老板和政策之间的，还有地方政府、大型煤炭集团，一场多方博弈的局正在三晋大地上演。
卖矿！卖矿！
7月12日，对潘容杰的采访还没结束，他的商人本色就开始显露，“能不能帮我找几个老广，煤矿成交了，提成很高的。”潘是一个介于典型和非典型的山西煤老板。典型是因为他的身份。正式工作在政府，也是一个矿的股东。非典型是因为他的年纪。正因为年轻，他还没来得及经历山西煤老板的镀金时代，就扎进这个泥潭。
作为煤矿老板，他现在的工作，更多的是把煤矿给卖出去，而非卖煤。如果等着政府来收购，在潘看来等于“挨宰”。“政府怎么可能会给那么多钱你。”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年产30万吨的小煤矿，2006年缴纳的资源价款大约会在1000万元。按照现在的政策，政府再补贴给你50%，也不过1500万元。“如果真是这个价钱，那是血本无归，不说矿主们打点的费用，前期的基建得花多少钱？我们的矿已经投进去8000多万？怎么补？”
正是矿业权中介的缺位、煤老板对利益疯狂的追求以及煤老板与政府价格上的巨大分歧，一股卖矿的暗流在三晋大地涌动。
与历次运动式的关停不一样，这次可谓是伤筋动骨。关停的规模从6万吨到9万吨，再到30万吨，现在提升到90万吨，对于大多数民营的煤矿而言，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样局促不安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来自浙江的投资客。“现在都散了。”山西省中小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的周时选不停地给记者提到这个“散”。冗长的抬头背后，其实是一个专门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江商会。
连精明团结的浙江人也散了。据周介绍，2002年左右是温州商人投资山西煤矿的最高峰，规模最大时达到近400人，浙商投资的煤矿遍布全山西境内。在中国四处寻找商机的浙江商人，并未能在山西淘到金子。据周介绍，浙商投资煤矿的金额应该有好几十亿，而大部分都颗粒无收。“价格最好的时候，我们都在搞基建，接着就是整合，现在基建也停不了。”
周时选也有自己的煤矿，同样位于忻州原平。投进去上亿元，煤到现在还没看到。“煤炭涨跌我们不能控制，但是政策不能说变就变。”
2006年以后进入山西煤炭行业的煤老板，命运和他们开了个黑色的玩笑。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必须得出售自己几年之前买的煤矿。 “山西矿业权市场中介要素明显缺位，比如经纪、交易服务、交易信息等。”山西省社科院夏冰研究员称。
经济让位于安全
对于山西的主政者，这是迟早要走的一步。在已经被煤炭改变的山西官场，重建必须从煤炭上起步。
山西省发改委的李霆研究员给记者讲了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位朋友在下面任县委书记，矿上出事被免职。后来，上头的领导提出要他做县委常委，他死活不肯干了。理由只有一条：只要是县委常委，就必须得管煤炭。”
这并非孤例，最近的例子还包括，山西临汾市委书记出现空缺199天。一些媒体感慨：晋官难做。而新省长面临的压力尤其大。“经济让位于安全，这是新领导的思路。”山西省社科院的一名研究员告诉记者。
小煤矿一向被视为安全事故的定时炸弹。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美国最大的4家煤炭公司产量占全国产量的70%，德国近2亿吨煤炭全部由一家公司生产。
反观山西，2007年底，全省仍有生产和基建煤矿2820座，其中，30万吨以下的小型矿井有1926座，占全部井矿总数的68%。如此低的集中度，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事故频出。就连记者采访的那位年轻的煤炭老板也不得不承认，“小煤矿出事的太多了。”而在他看来，拿小煤矿开刀是迟早的事。
近年，山西煤炭改革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这个连贯的政策被人简称为“三大战役”。李霆告诉记者，所谓的三大战役，是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推进的三个基本步骤。为配合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改革的深入开展，从2005年9月开始，山西省在煤炭行业发起的“治乱、治散、治本”的三大战役，重点推进全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
目前，山西煤改的主要特点是由一批大型国有煤矿来整合小矿，因此又被不少人称为回归“国有化”。 “煤炭行业就是最典型的市场化失败的例证。”
暧昧的地方耍太极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里，位置尴尬的还包括那些与煤老板直接打交道的地方政府。
与省政府的铁腕不一样，地方政府的态度似乎显得暧昧。在山西省门户网站黄河新闻网的网友建议栏目里，一篇署名为“山西省忻州市部分煤企管理人员”的帖子里提到，“所以我们请求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能否将资源整合的牵头企业标准降低到年生产能力30万吨，在资源整合后，根据时间条件再进行机械化升级改造而提高年生产能力。”
忻州原平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白亚军坦言，“压力非常大。”目前做的只能是等待，等待上头出相关的政策。
地方政府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停，这将会对地方经济形成怎样的打击。而原平市的情况更厉害，据一位在原平市拥有矿井的煤矿老板介绍，原平的煤炭系统已经有几个月发不出工资。
然而，地方政府的另一层压力，显然不是省级政府所能想象。像周时选这样的浙江商人，都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结果，在交纳几千万的资源有偿使用费之后，直接和煤老板打交道的正是地方政府。记者在采访周时选的间隙，就有地方政府的官员打电话过来。周一腔怨气，“当初我交了这么多钱给你们，现在怎么办呢？”
2004年4月，山西开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存量的市场化的进程。提出“谁办矿、谁投资、谁经营、谁负责”。山西试图以一种市场化的方式，将地方政府从安全事故的泥潭里解放出来。
地方政府还有难言之隐。地方政府和小煤矿的灰色利益链，是个潜规则。据一位煤老板透露，“各个关节都得打点”。这也是埋在煤老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一颗定时炸弹。
不过，资源整合也并非完全对地方政府没有益处。研究山西能源经济长达30多年之久的夏冰对记者表示，资源整合的出发点就是将地方政府从煤炭的火山口挪开。如果小煤矿被央企和省企整合，出现安全事故之后，至少地方政府能从中解脱。
最后的承担者
其实，山西各地方政府已经纷纷出动，给小煤矿去找“婆家”。不过，有煤老板表示，这不过是做做样子。截至目前，仍没有一家谈妥的。
与煤老板和地方政府的热闹相比，游离在这场游戏之外的，却是沉默的大多数老百姓。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山西众多采煤区的人们发现，他们正在失去居住的家园。纵横交错的裂缝撕开了房屋，一个个黑洞侵吞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地下支零破碎的采空区已难以承载地面的负重，大地正无可避免地下陷。
山西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省煤炭行业累计塌陷、破坏和煤矸石压占土地已达6.67万公顷，而且正以每年塌陷、破坏土地5000公顷的速度递增，其中40%为耕地。
此外，长期以来粗放型、高消耗的开采方式，带来了严重的水资源破坏、地表沉陷、煤矸石堆积、水土流失及植被破坏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据悉，每采1吨煤消耗2.48吨水资源。据有关研究机构核算，全省因开采煤炭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高达4000多亿元。
山西省农村调查队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数据说该省90%的农民的生活都多少和煤炭发生着联系。而煤矿工业文化技能要求不高，井下矿工多数靠出卖劳力生存，技能单一，岗位适应性差，一旦市场逆转，或资源开采枯竭，其再就业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
“近10年来山西全省涌现出不下一万名亿万超级富豪，而未来的损失都将由老百姓来埋单。”山西省社科院一位老研究员痛心地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