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财年，中国对澳投资达266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逾2倍，其中99％流向采矿业。2009－2010财年，中国对澳投资163亿澳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合144亿美元，目前1澳元约合1.1美元），其中75％流向采矿业。中国已成为继美国（391亿澳元）和英国（286亿澳元）之后排名第三的对澳投资国。
澳大利亚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四，人口却不足中国的2％。这个世界上唯一独占整个大陆的国家，富有铝、铁、煤、铜、铀、铅、锌等矿产资源。采矿业是该国最重要的产业，每年为该国贡献超过8％的GDP，50％以上的出口额（其中一半以上出口到中国），并使其成为金融危机中恢复最快的发达国家。
澳大利亚拥有适合矿业发展的成熟资本市场，大多数澳大利亚资源型公司都已上市。但随着相关矿业公司所需资金日益上升，澳大利亚金融市场开始有些力不从心。2010－2011财年，澳大利亚企业预计将投资1395亿澳元，创历史新高，几乎所有的支出增长都来自采矿部门。
国外资本从来都是澳大利亚矿业发展的支柱，先是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韩国也陆续加大了对澳投资。如今，中国资本的分量正变得越来越重。
面对潮涌而至的中国资本，澳大利亚各界态度并不一致。澳联邦参议员Barnaby Joyce对外国私营企业投资表示欢迎，但认为国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投资会使公司问题变为外交问题。
西澳州州长科林·巴内特建议中国公司遵循日本模式，即扮演财务投资者角色，不要试图控股或买下澳大利亚当地公司。
西澳州参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艾伦·爱格莱斯顿告诉《财经》记者，澳洲可以不依赖外国资本的想法十分短视。而澳柒控股集团执行主席克里·斯托克斯则公开呼吁：“中国有其他选择，可以去非洲和南美，但澳大利亚却别无选择，不要让中国人走掉！”
对于具体投资领域，澳方亦有分歧。澳联邦政府贸易部长克雷格·埃默森对《财经》记者说：“我建议中国更多尝试资源领域以外的投资，如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财经》记者7月中旬访澳期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4个月前推出的矿产资源租赁税(MRRT)计划已在最后的公示期，碳排放税计划则刚刚宣布，正在激烈辩论中。
MRRT如获通过，明年7月1日起就将对铁矿石、煤炭等矿业公司征收约22.5％的所得税，碳税则计划对500家左右澳大利亚最大的企业征收每吨23澳元的碳排放税。
“尽管目前尚无法精确估算，但税法的出台会减少公司赢利是肯定的。”澳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MG总裁安德鲁·弗里斯特对《财经》记者说。
久议未决的新税法并非中国资本担忧的唯一因素，新开发矿区基础设施的不足也会阻碍投资项目如期产生现金流。中钢集团在西澳大利亚的中西部矿业项目，正是受阻于此。
任何公司都不能容忍一个项目5年－10年都不产生现金流。”谈及中钢集团不久前的换帅，毕马威澳大利亚事务所中国业务总监吕天禹向《财经》记者评论说。
另一个热议的话题与中信泰富有关。中信泰富近日发布公告，将其位于西澳的磁铁矿项目投产时间自去年底推迟至2012年上半年。此外，该项目的承包商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要求中信泰富增加约9亿美元的工程建设费用。
在此之前，中信泰富在该项目上的投资预算已增至52亿美元。中信泰富方面表示，该项目工程规模之大、系统之复杂已“远远超出最初的预期”。
上述因素，加之世界经济和大宗商品市场企稳，中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资源领域的自由度和赢利空间正在受到挤压。
华菱之道
作为国有企业，华菱对澳第三大铁矿公司FMG的投资因何成。
“中国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五矿资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鲁·米歇尔摩尔对《财经》说。他甚至认为，如果中国的资金来得再晚些，中国还能得到更多投资项目。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Australia's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下称“FIRB”）却感到了外来“淘金客”带来的威胁——他们正借金融危机阻断澳大利亚资源项目资金链的机会，拣食那些健康状况尚好的资产。
FIRB的年度报告称，中国对澳投资在2009财年达266亿美元,较2008财年增长2倍余。其中99％流向采矿业。该报告警告：把矿产资源卖给最大的贸易伙伴,将损害澳大利亚获取利润的能力。
最令他们警觉的，是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方。
2009年2月末，三份来自中国的投资方案同时摆在FIRB的案头。他们分别是华菱钢铁拟以5.58亿澳元收购FMG16.5％股份、中铝集团拟以195亿美元增持力拓12％股份，以及五矿集团拟以17亿美元并购OZ 矿业。这让澳方瞬间迟疑：聚焦资源且均具国资背景，是商业合作还是曲线控制？FIRB对三个交易的回复均为延期审批。最终，中铝的巨额交易被迫流产。
澳大利亚投资署驻大中华地区首席代表王恒岩对《财经》表示：“来自政府背景的投资，即便是一块钱，也需要走审批流程。”对政府背景资本的唯一宽松条件是，FIRB允许其完成不具控制和干涉意图的被动增资持股，但增持比例的上限是10％。
相形之下，民营企业的投资就显得更加顺畅。金融危机期间，不超过2.6亿澳元的民营资本对澳投资都可以避开审批流程。即便2010年7月新出台的澳大利亚外商投资政策有所收紧，民营资本仍享受1.9亿澳元的自由交易空间。
王恒岩提示，投资方的政府背景只是招致敏感性的特征之一，此外还有商业关系、较大投资金额及较高持股比例。根据最新的外商投资政策，“我们一般建议境外资本持股在19.9％以下， 因为20％就将面临控股资格的审查”，王恒岩说。
问题在于，中国有实力进行大型境外投资的企业，大都是政府背景。华菱成功入股FMG的案例虽广为传颂，但其投资额仅为5.58亿澳元、持股比例也仅16.5％，因而降低了交易的敏感性。2009年3月31日，FIRB发布公告有条件批复该交易达成。
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万（Wayne Swan）在公告中要求：华菱提名进入FMG董事会的代表，须遵守FMG所设立的董事行为准则。其次，华菱须根据2001年澳大利亚公司法，提交一份书面文件，列明华菱与FMG在市场、销售、客户概况、价格设立以及定价和航运上的成本结构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最后，任何被华菱指派进入FMG董事会的代表，须遵守华菱与FMG达成的信息隔离协议（information segregation arrangements）。
斯万认为，通过设置这三个条件，“可以保证FMG的商业运作和消费者的利益被恰当分离，同时也支持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澳大利亚资源产业的发展”。而华菱能够接受上述三个条件，正是因其充分意识到，中国企业必须解决铁矿石买家和矿业公司股东这两个角色间的利益冲突。
根据收购协议，2010年起华菱每年能从FMG获得1000万吨铁矿石分成。这一稳定的原料来源使华菱能够与其他企业签订长期协议。不仅如此，华菱集团副总经理龙建中还向《财经》记者表示，在铁矿石价格走高的市场环境下，“华菱在FMG的投资回报率是300％”。
华菱不仅是个财务投资者，还有力地推动了FMG的战略决策。
2010年11月19日，FMG召开董事会，通过了一项在30个月内完成1.55亿吨产能大扩张的计划。事实上，FMG曾在扩产计划究竟是9500万吨还是1.55亿吨之间犹豫。龙建中对《财经》记者说，正是华菱提供了贴近中国及其他铁矿石消费市场的需求预期，坚定了FMG锁定1.55亿吨的信心。
龙建中介绍，华菱对FMG的在华设备采购、企业合作等方面也提供了帮助。2009年8月17日，FMG借道华菱，与中钢协、宝钢签订了一份铁矿石价格协议。根据协议，当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FMG以低于日韩约3％的价格向中国钢厂销售约2000万吨铁矿石。“尽管时间不长，但这毕竟是中澳企业之间的第一份铁矿石价格协议。”龙建中说。
在交易达成之后，华菱还曾尝试为FMG自中资银行提供规模为55亿至60亿美元的融资，可惜未能成功。龙建中近日对《财经》记者总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直接为发达国家企业提供融资可能有些困难，但从中资企业名下走一趟，会更容易。”
税收阴影
“投资者都期待更清晰、稳定的投资前景，而在当前条件下，没有人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对于资源国而言，投资政策一定是要设定到一只脚跨进去，另一只脚跟进有些犹豫，才是成功的。”中石化国际勘探公司原总经理周玉琦曾对《财经》记者说。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澳大利亚。
2010年，澳大利亚矿业出口产值占国家总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十年前，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一。
工党主政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认为澳大利亚人应从矿业繁荣中获得更多利益，但这些利益过多地集中在矿业巨头手中。2010年5月，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以相对强力的手腕和短期必须见效的政治决心推出资源超级利润税（Resource Super Profit Tax）。由于税率高达40％，该税法草案一经推出便遭到矿产领域的强力反弹。同时，该税法因涉及铁矿石、煤炭等几乎所有澳大利亚矿产品种，业界判断这或会引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上行。
一个多月后，陆克文突然宣布辞职，成为19年来首位在任内下台的澳大利亚总理。而副总理茱莉亚·吉拉德接任后即宣布，会以较为温和的方式继续推动出台资源税法。
今年6月10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布矿物资源租赁税（Minerals Resource Rent Tax）草案。该税法草案将应税品种缩小至铁矿石和煤炭相关产品，应税率也由原来的40％降至22.5％。此外，对于一些赢利能力较弱的公司还有免税、减税安排。
对“温和政策”的反对声音却并没有减少。“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乐于接受加税方案。”迈克（Mike Young）对《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希望取消它。”迈克执掌的BC铁矿（BC Iron Ltd.）是西澳一家年产300万吨铁矿石的小型矿山。
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上百页的资料，对矿物资源租赁税可能对其公司运营带来的各种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BC铁矿年利润在5000万至1亿澳元之间，依据税法草案，BC铁矿可获得部分低利润抵免。但迈克认为，尽管如此，新税法对BC铁矿这类小型公司的消极影响，仍要远远大于力拓、必和必拓等大公司。
迈克解释：“和大公司不同，BC铁矿根本没有能力将税收增加的成本转嫁至需求方，这对我们的成长很不利。”目前，BC铁矿不包含运输、融资等成本在内的开采成本为每吨60美元至80美元，铁矿石最新市场价格则为每吨180美元。
吉拉德也因此招致政治上的反弹。西澳州参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自由党党员艾伦·爱格莱斯顿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执政党以为在澳大利亚以外别无他处寻求资源的想法实在幼稚。”他指出，中国、甚至澳大利亚本土企业在西非等地都有大量投资。“假如澳大利亚不小心，就可能丢掉铁矿石市场！”他告诉《财经》记者，一旦自由党成为执政党，便会立即废除资源附加税。
吉拉德还额外遭遇到西澳方面的反对，澳大利亚的绝大多数资源储藏在西澳。例如，西澳的铁矿石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21％，出口量则占到全球贸易量的近40％。因此，在西澳人看来，联邦政府征税用于全国分享的做法是不公平的。
“资源是归属西澳的，这在宪法上写得很清楚。”西澳州州长科林·巴内特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
资源税税率和实施方式等细则，已不再是投资者最大的担忧。米歇尔摩尔说：“由于矿物资源租赁税做出的调整，我们已经不是应税企业。但我们更担心澳大利亚政府会推出更多谋取快钱（easy money）的政策。”
米歇尔摩尔的担心并非多余。7月10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同样在一片反对声中公布，将于2012年7月1日开征碳税。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澳大利亚政府有可能推出更多巧立名目的税收来输出该国的通货膨胀。”一位在澳从事资源领域投资咨询的人士表示，“他们承诺给人民太多福利，只有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
漫长的资源税之争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对声誉良好的澳大利亚投资环境的影响。
万盛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图尔特·福勒对《财经》记者表示，14个月内的不停变动已经使客户错失投资良机。西澳州州长巴内特承认这一事实，他说：“过去一段时间的不稳定已经影响到了人们投资收益的评估结论，动摇了人们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信心。”
“投资者都期待更清晰、稳定的投资前景，而在当前条件下，没有人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斯图尔特说。
新的机会
液化天然气很可能是下一个“铁矿石”
“曾有一家美国公司来问我，在可以选择中东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在西澳投资石油和天然气？我说，去中东吧，但你必须将90％以上的产量交给当地的国有企业，选择权在你的手里。”
在回答《财经》记者关于澳大利亚投资环境变化的提问时，科林·巴内特如此作答。
巴内特所指的是外商投资的两种主要形式：产品分成合同和服务合同。前者，投资者可享有投资所产出的产品，并以符合其商业利益的价格出售以获得灵活利润。后者，投资者将获得一定数额或一定比例的销售利润，产品价格涨跌带来的利润增减都与投资者无关。
在资源民主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澳大利亚仍是少数愿与投资者分享资源的国家之一。
巴内特同时提示，较之基础设施落后的非洲以及动荡的中东而言，政治稳定、法制健全的澳大利亚仍是境外资本青睐的胜地。
由于采矿业的支柱作用，澳方乐见其繁荣发展，而澳大利亚的资本市场可以说是为资源企业度身定制的。“在澳大利亚，你只需要一个足以令投资者信服的故事，便可上市。”负责资源企业上市事宜的万盛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智颖说。
BC铁矿总经理迈克也表示，尽管港交所在2010年为吸引更多资源类公司而对其部分准入机制做出调整，“但依然比登陆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更难、流程更复杂。”
据介绍，澳大利亚资源企业可依据自身资产具体情况分别在尽职调查、勘探、开发、运营等阶段下细分七个环节申请上市或再融资。
与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不同是，澳大利亚上市企业几乎无需为赢利能力不足而担心。在澳大利亚资本市场上，你很容易看到多年未赢利、甚至已经是壳的上市公司。但只要投资者对你有信心，你依然能够得到资金支持。
澳大利亚资本市场位列世界第八，总市值1.3万亿美元，每天二手交易量超过50亿美元。高透明度的资本市场，令境外资本更容易了解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详细情况，为其寻找澳大利亚投资项目提供了最大便利。
鉴于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的巨大规模，外资商业银行也看到了开展澳大利亚本地企业业务的前景。
按照澳大利亚银行业的要求，外资商业银行须在澳注册子公司或分行后开展业务，且不可从事公众存款少于25万澳元以下的零售银行业务。
对于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的中国而言，通过商业银行向澳大利亚资源企业提供贷款，将是继实业投资之后的另一选项。
BC铁矿已与中资企业恒厚集团成为贸易伙伴关系，每年会为前者供给300万吨铁矿石，同时借助恒厚集团得到的来自中资银行5000万美元的授信额度。
“接下来的融资，我想直接找到中资商业银行”，BC铁矿总经理迈克说，“尽管我知道不可能拿到恒厚那么低的贷款利率，但至少会比澳大利亚的商业银行低得多。”
问题在于，在中国资本对澳的并购浪潮中，中资银行对中方企业的低利率贷款已饱受质疑。
“外资商业银行几乎无法介入这类项目。他们的资金运作成本已高于这一利率带来的回报。”某中资银行资源领域客户经理对《财经》记者说。
但在澳新银行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地区主席Warwick Smith看来，当中资商业银行真正对澳大利亚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时候，由于市场竞争，即便为求得项目合作或客户群体，其贷款利率也将会趋同于合理空间。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则认为，中资商业银行给澳大利亚企业贷款在技术上不成问题，“中国的流动性这么强，只要有钱赚，中资银行求之不得。”
随着世界经济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回暖，中国充裕流动性的优势已不再像当年那么突出。未来，随着新建项目向偏远地区的延伸，基础设施的配套程度，将是决定新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
自喻为“铁矿业生力军”的FMG曾在2008年就铁路运力发起对力拓及必和必拓的商业诉讼。虽然最终诉讼结果是，力拓和必和必拓有义务对第三方提供铁路运力。但依据澳大利亚相关法令，两拓提供运力的前提是自身产能小于其铁路的设计运力。
此后，两大铁矿石巨头多次选择扩产其皮尔巴拉矿山。而FMG也不得不考虑自建铁路。
“没有什么原因让中国企业不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西澳州州长巴内特说。在其看来，进入大项目的中国资本，也必然会介入到基础设施项目，这一幕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对澳投资高潮中已经上演过。
但是，即便对于澳大利亚本土企业FMG而言，用两年时间建成铁路和港口已是奇迹。“安德鲁（FMG总裁）可以在深夜与总理通电话推进铁路建设。”一位FMG的股东说。
对中国资本而言，如何回收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亦是顾虑之一。业界对于铁矿石远期需求的增速抱有保守态度，盲目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收益率或将因中远期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被摊薄，甚至导致亏损。
澳联邦贸易部长埃默森表示，即便在资源领域，中国还有煤炭、铁矿石之外的选项。埃默森称液化天然气（LNG）为“明天的铁矿石”。这不仅意味着对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发展前景的预估，还暗示中国资本“早作打算”。
澳大利亚是全球第四大天然气供应商，其液化天然气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为抢占市场，澳大利亚正筹划加大天然气勘探力度并提高液化天然气产量。此前，中澳在液化天然气领域已有合作，但多集中在贸易和人才交流，勘探开发环节鲜有涉及。
巴内特的看法与埃默森如出一辙，他预计液化天然气产能将像铁矿石一样飞跃。
专访中，巴内特向《财经》记者强调，“机会只在现在，在目前计划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建成后，我们就不会再兴建更多的项目了。”而对中国企业来说，“在大项目中握有小股权，将是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