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四大铁矿石生产商、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MG仍然是一家年轻的公司。不过，FMG的不少股东认为，这是一家与传统的矿业公司不同的公司：想法激进，敢于冒险。这种创业公司的文化，从进入FMG办公室就能感受到。一层楼里600多人，没有任何人有单独的办公室，公司创始人、CEO弗鲁斯特与执行董事史贵祥办公桌相邻，中间只有一层不高的隔栏，与一般员工无异。楼里所有会议室用的都是透明玻璃。2010年11月15日，在FMG办公室里员工休息的沙发上，史贵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重点谈李效伟作为董事如何参与FMG运营。
财新-《新世纪》：华菱投资FMG后，对FMG的管理与运营有什么改变？
史贵祥：有了华菱以后，我们与中国有了更广泛的联系。现在，我们仍然还是买家与卖家，但我们对于彼此的业务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大约一年前参观访问了华菱，每个人对华菱钢铁厂的运营都印象深刻，这帮助我们一些董事对中国钢铁行业和企业的经营有了更好的理解。
李效伟董事长参加了我们几乎所有的董事会会议，他就如何改善FMG在中国的关系提供建议，并增加我们在中国的机会。西方公司有时很难理解中国的决策机制，省级政府、不同的部委、国家发改委等，他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意见。
我们与华菱也在就一些潜在的新项目探讨，比如说磁铁矿。我们与华菱互相提供帮助。华菱帮助我们介绍了几家中国银行，比如说中国工商银行。
财新-《新世纪》：新的磁铁矿也是FMG拥有的矿山吗？
史贵祥：不要误以为华菱就参与了这些项目，这还只是一个我们在考虑的想法，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当然，FMG拥有这些矿山。
财新-《新世纪》：不少澳大利亚人担心，作为股东和作为客户有利益冲突。华菱与FMG如何解决？
史贵祥：作为投资者与作为买家，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华菱与其他FMG客户待遇一样，它只是最大客户之一，按照和其他客户同样的价格购买铁矿石。从数量上来讲，我们最大的买家是武钢。中国最大的十家钢铁企业都从FMG购买铁矿石，华菱只是其中之一。
财新-《新世纪》：它们都按照两样的价格和条款？
史贵祥：是的，同样的条款。
财新-《新世纪》：如果在董事会会议上讨论价格问题，李效伟是否需要离开？
史贵祥：是的，他要离开会议的。我们在投资时有协议，如果涉及销售、价格问题或其他中国钢铁企业时，他要么自己离开会议室，要么我们请他离开。不过，一般来讲这很短暂。在讨论产能扩张计划、供应问题、产品以及融资问题时，他都在场。
财新-《新世纪》：李效伟提出过与其他董事会成员非常不同的看法吗？
史贵祥：我们一直都会有争论。我不会告诉你是关于什么。我们董事会很欢迎不同意见，有时我们会不同意安德鲁，有时会与其他人不同意见，不过最终在经过辩论后，以多数票通过决定。我们董事长对董事会的把握很到位。星期四，董事长和我会与李效伟有一个会面，因为他并不身在澳大利亚，为了董事会会议，我们需要一起花些时间帮他更新情况。
财新-《新世纪》：李效伟是否需要翻译？是他自己的翻译还是公司配备？
史贵祥：有翻译。他有自己的助理，同时我们也为他安排了一个专业翻译。我们的办法是：会议室有一个麦克风，翻译坐在会议室外，通过耳机向李效伟通话，当他想要发言时，翻译关掉麦克风，把李效伟的发言翻译给其他人听，房间里的人就听到英语。
财新-《新世纪》：澳大利亚政府对回避条款的遵守情况如何检查？
史贵祥：华菱投资时，李效伟承诺不会破坏任何保密原则，在涉及价格讨论时他也不能在场。华菱和其他中国国企在FMG的持股也被限制在一定比例以下。
不过，据我所知，澳大利亚政府并未对华菱入股后的作为进行过检查。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政府会希望我们去报告。目前为止，大家都在规则内行事。
财新-《新世纪》：澳大利亚政府如何确定华菱和FMG都遵守了约定？
史贵祥：我认为这主要是靠信任，两方都以忠诚行事。对于持股比例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因为FMG的股票登记是公开信息。至于公司内部的行为，我想政府依赖我们来确定华菱的行为是恰当的。我们只有在我们认为华菱行为不当时才会向政府汇报。
财新-《新世纪》：政府没有质询过？
史贵祥：证券交易所有规定，所有董事必须根据规则行事，否则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出发点是相信人们会行为得当。据我所知，政府没有问过我们，也没有直接问过李效伟。
我们每次董事会都有详细的备忘录，官方想查的话都有据可查。而且，在每次董事会会议开始时，我们会向在座的每个人重申每个董事的利益冲突。所以，董事会会议开始前董事长会提醒李效伟他的承诺，每次开会都是如此。其他有利益冲突的董事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董事同时也是FMG的一个主要供应商的CEO，所以每次我们讨论可能涉及该供应商的事时，他就会离开会议室。
财新-《新世纪》：李效伟作为董事能获得股票奖励吗？
史贵祥：没有，李效伟没有股票期权。当然，他会有担任董事的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