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事实。
在中国的自然地图中，个旧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城；然而在中国的产业版图上，个旧则举足轻重。早在1930年，个旧锡的出口量就高达1.1万吨，占当时中国锡出口总量的90%以上。但在其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个旧身上曾经的光华和荣耀也日渐消散。
不能让它就此衰退——这是国家、云南省以及个旧市上上下下的共识。为此，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以及国家6部委官员，先后来到个旧市，主题只有一个：拯救它。
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指出，提出2010年前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可得到基本解决。
随着2010年迫近，人们开始关注个旧市转型取得的成效。个旧市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基本转型？是曙光初现还是困难重重？在过去几年中，个旧转型试点探索出怎样的模式？这是一场社会、经济、观念的全方位改革的积极探索，结果涉及到云南这个素有“金属王国”美誉的资源大省如何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个旧其转型的标本意义非同寻常。
“越是有资源的地方，越是容易出现发展的问题。”
——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城来到云南东川和个旧等地调查时称。
“云南的有色金属企业中，云锡拥有全球最大的锡化工中心，相当部分利润来源于深加工，走在了最前面。”
——云南省一工业管理部门的干部说。
被迫搬迁的集镇
对于矿区连年的开采，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最直接的感受是山体出现了裂缝，甚至向下塌陷、村子里人们开始搬走，慢慢变成了荒村，而一些城镇也因为频繁的地质灾害不得不整体搬离。
“镇上隔年把就会有一次大的泥石流，所以一到雨季大家都睡不踏实。”卡房集镇上方向阳村的村民何定芬说。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至今，个旧卡房镇集镇区已先后发生大小规模的滑坡泥石流灾害数十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亿元，死亡40多人。
在卡房镇大大小小数十次泥石流中，
何定芬回忆，到了晚12时许，雨越下越大，沉寂的天空电闪雷鸣。一个小时后，小河沟（小溪）里发出了阵阵石头互相撞击产生的刺耳怪响，她整晚都在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几分钟后，镇上拉响了警报，集镇上的人犹如出洞的老鼠，混作一团向集镇西边逃窜。
由于动作过大，加上受到了惊吓，何定芬的小女儿提前来到了人世，而这种灾难也长期伴随着女儿的成长。
那场泥石流灾害冲坏了卡房镇集镇上30间民房，12辆汽车被埋，个旧市前进矿被迫停产，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相比经济损失，在滑坡泥石流的影响下，集镇呈现出整体下滑的严重趋势，人们担忧，险情一旦发生，半个集镇将有被“活埋”的危险。
1999年，省地质工程勘察院组成专家组到卡房，对地质灾害情况进行了详细勘察。并给出了最终结论：“卡房地质灾害类型多，分布广（面积约4平方公里），为避免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唯有实施集镇搬迁。”
如今，10年过去了，卡房镇崭新气派的新政府大楼在集镇的西边拔地而起，然而附近山体的过度开采形成的地质灾害，依旧会在某一个时候给人们突然而至的惊吓。
“资源可以养人，也可以吃人。”62岁老职工解家儒的结论也有相关的数据支撑。据悉，个旧地表塌陷、山体开裂、滑坡、泥石流等重大灾害隐患非常突出，曾发生过毁田近万亩，毁河道数千米，毁房575间，殃及1.64万人，死亡174人的重大地质灾害。
高速发展！加速坠落？
个旧锡资源远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古人发现并利用，延至清时建立官办锡矿，锡业始为兴盛。但现代的高速开发，加速了这个全球最大锡矿区的资源枯竭。
出石林，过开远，沿着326国道向前，穿过一片杂乱零星的工业区后，一座居于两山之中，环湖而建的繁华城市迎面而来，这就是着名的锡都——个旧。
夜里，站在新落成的锡都广场，面朝金湖，对面高楼大厦里闪烁着万家灯火。云锡公司及其下属的各类企业形成多条的产业链，就在这片繁华之地沿途生长。
当地人在介绍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时，都习惯地说：“个旧是一个树比楼贵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楼比树多，以此来炫耀这座城市的繁荣。90年代初，还被誉为是个旧地标性建筑的一栋七层楼，如今早已被湮没在了越长越高的都市丛林中。
这一现象的真正推力，是飞速发展的锡业。
似乎是注定的，个旧一开始就与锡结下不解之缘。据考证，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居住在今天个旧卡房镇一带的先人就在红土下发现了闪亮的锡。他们用锡和铜的合金打造出了繁缛富丽的青铜器。清康熙后 ，清朝政府开始投资在个旧，建立了官办的一个锡矿，锡业至为兴盛。
1909年滇越铁路上的火车已能直达个旧，从此这片红土高原上黑烟四起，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疯长，之后30年里个旧锡业私营大户达4400多家。锡的出口量高达1.1万吨，为全国锡出口总量的90%以上，居云南省商品出口首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条以输出能源为主的铁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昔日繁华一时的沿线车站也渐渐安静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个旧锡业被列为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当时中央特地请来了苏联专家来进行科学的研建。”云锡退休老职工解家儒回忆道，此后，在“一五”、“二五”、“三五”期间，个旧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创汇的基地。这里也成为了云南的“工业发源地。”那段时间一场大规模的建设在百里锡海上如火如荼进行着，个旧矿区迎来了历史的发展最高峰。
但如今整个老厂镇随着资源的枯竭中一天天老去，整个个旧市也在创造了100多年的辉煌之后，同样将不得不面对经济严重下滑的残酷现实。尤其是市场经济确立后，资源城市普遍陷入困境。
“经济进入了市场的轨道以后，云锡公司这种很典型的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很多毛病、弊端也就显现了出来。比如说它的人员比较多，任务比较重，设备陈旧。”原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建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上市拯救百年矿业
从1993年开始，云锡已经连续几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1999年，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日渐消沉的个旧又恢复了活力。
正如肖建明所说，市场经济确立后，个旧一方面承受着过去采矿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努力探索和开拓新的发展路径。
“那是个旧建市以来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云锡不得不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一位云锡的老干部称。
退休以后，孙敬羲义务做起了小区第六组的组长，平日里他负责处理小区里老职工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大小困难，每周放电影的两天时间，将是他搜集民意的最佳时期。他所作的工作并没有额外的收入，和其他的退休职工一样，他一个月也拿着1500多元的退休金，然而，他和小区里的老职工们曾一度认为他们的晚年将难以安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一些矿厂开始出现了资源枯竭的现象。“我们云锡内部当时有十多个矿。但后来有些矿已经枯竭了，为了减轻包袱，关闭一些资源枯竭的矿在所难免。”孙敬羲回忆道。
资源枯竭对于那些私营企业来说伤害更加直接，“许多私企资产负债已高达了400％，早就资不抵债了。”
“打矿不像种地，不是年年都可以种，一个矿井挖上几年就没矿了，之后就要开始找新的矿，一旦山被挖空了，没矿了，那就没工作了。”孙敬羲说。
这一困境导致了一些工人面临暂时性的失业，一时间矿厂里人心浮动，“以后怎么办？”干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矿工们开始紧张起来。
“1995年、1996年的时候，工资也发不出来了。”63岁的退休矿工解家儒1962年就到矿厂上班，从没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企业困难，银行开始拒绝向云锡发放贷款，企业财政吃紧。窘迫时连如期交电费都成了难题，“曾经发生过供电局把电闸拉了。”
捉襟见肘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实际上从1993年开始，云锡已经连续几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此外高达86％的资产负债率，以及占个旧市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云锡职工将如何安置，都在考验着这座城市的智慧。
云锡的一退休老干部回忆道，1998年4月份，为了扭转亏损的颓势，云锡成立了一个争取上市的筹备领导小组。“时任云锡党委书记的肖建明，带着一帮小组成员开始频繁地往省里和北京跑。”
曾经濒临倒闭的老企业重新活了过来，日渐消沉的个旧又恢复了活力。“如果当时云锡没有挺过来，那么整个个旧市都将面临破产。”
个旧锡业，因云锡的成功上市又重新活了过来，但资源一天天走向枯竭却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现实。
截至2007年底，个旧矿区累计探获有色金属储量912万吨，其中支柱性资源锡225万吨、铜238万吨、铅337万吨，而个旧年矿石采掘能力为900万吨，原矿选矿能力1100万吨，远远超过本地资源承载能力。“按现有的采选冶生产能力，本地资源仅可维持3至5年。”《资源型城市锡都•个旧可持续发展》一文中称。
“越是有资源的地方，越是容易出现发展的问题。”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城来到云南东川和个旧等地调查时称。
被逼出的“个旧模式”
个旧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必须做出立竿见影的改变，否则将面临“山穷水尽”的境地。现实的困境逼着个旧要做出彻底的调整，“个旧模式”就此诞生了。
周末被安排上中班，让朱佳立十分懊恼，但蒋洪选却很羡慕。
在矿上工作了7年的蒋洪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窘迫过，掌握了打眼这门技术后，他一度成为矿区的红人，在任何一个民营矿厂都能找到活干。然而，如今他几乎天天无事可做。“现在矿价太低，老板都是掉毛（亏本）干的，养不起那么几百号人了。”所以他开始羡慕好友朱佳立依旧可以天天下井工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朱佳立是国家矿的矿工，而他顶多是一个临时工。
事实上，在2004年以前，朱佳立也和蒋洪选一样都是临时工。当时朱佳立所在的天山矿业被整合到云锡老厂分矿，云锡另划拨了2.6平方公里的矿区由其生产，并派人管理企业，同时取消了天山矿业的矿权，朱佳立与天山矿业一起完成了身份的置换。
这就是被国土资源部在全国推广的“个旧模式”。
改革开放后，在“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宣传导向激励下，个旧矿区有开矿传统的大部分农民自发地投入锡业采、选、冶生产，同时带来的还有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
“那些年（2000年前后），锡矿区就像一个‘火药桶’，偷矿、抢矿每天都在发生。”老厂镇76岁的老矿工赵有珍说。仅2001年，云锡集团矿区被偷挖的原矿就达20多万吨，且造成个旧地表锡矿砂资源迅速枯竭。
中央及地方都在想方设法改变这个现状，资源整合成为了最适合改善个旧现状的办法。2002年，在国家有关领导作批示下，云锡公司(云锡集团前身)从中国有色总公司昆明分公司下放到省里后，“个旧模式”终于盼来了实施的最好时机。
个旧百里矿区刮起了一场由云锡为中心的资源整合与集中开发风暴。2003年底，朱佳立所在的个旧市天山矿业和个旧振兴锡矿等15个民营矿山主动向云锡集团投向橄榄枝，要求加入。而个旧市属的红旗矿、革新矿、促进矿等地方矿，则运用了行政和法律手段，取消了矿山主体，划归云锡集团。
整合完后，个旧矿区八九十平方公里的矿带，就只有一个开发主体——云锡公司。
“当年人力背矿石，最多每个人只能背100多斤，现在使用矿兜，一次可以运送矿石一吨多，光这一项就节约运输成本16倍，而且我们上班也比以前轻松多了，那种感觉就像自己突然一下从小船上到大舰艇上一样。”朱佳立比喻道。
目前，个旧市拥有全国最大的锡化工中心、锡材中心和砷化工中心，锡年采矿能力900万吨，年选矿能力1100万吨，年冶炼能力65万吨(金属吨)，成为世界最大的锡化工中心。
“云南的有色金属企业中，云锡拥有全球最大的锡化工中心，相当部分利润来源于深加工，走在了最前面。”云南省一工业管理部门的干部说。
2006年8月，在全国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对个旧矿产资源整合和矿业秩序的整顿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誉为中国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个旧模式”，并向全国推广。
3万人失业，个旧何去何从
截至2007年12月，个旧地区累计有24户国有企业相继破产，累计产生失业人员2.5万人，还有已进入政策性破产程序的6户国有企业在职职工2538名亟待安置。目前，仅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就有3.23万人，占城镇人口六分之一。今后几年内，城镇每年还有3000多名新下岗职工和不低于3600名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分流安置和就业。
一直以来，个旧“矿竭城衰”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资源城市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即使是被奉为全球资源城市范本的德国鲁尔区，进行了60多年的转型，也没有达到圆满成功。
如今个旧正处于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及社会矛盾凸现的艰难时期，近几年得益于有色金属价格的大幅上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危机到来后也轰然倒塌。
“云南的个旧和东川由于城和矿距离较远，矿工及家属都住在矿区，在远离市区的矿山形成独立的矿区社会，资源枯竭后要吸纳成建制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几乎没有可能。”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城的云南之行结束后，他对个旧失业工人的问题尤为担忧。
“转型”的呼声在进入21世纪以来从未在这片土地上间断过。然而，面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这一项世界难题，个旧该何去何从？
不能让个旧成为下一个东川
有了东川的前车之鉴，个旧当然要未雨绸缪。转型，势在必行。
本月20日，首届中国木棉产业发展研讨会在个旧举行。对于石漠化面积达47.33%的个旧来说，木棉产业的发展是环境和经济结构调整下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尝试。同一天，一家年产2000吨的木棉纺纱厂和一家年产2000吨的木棉针织厂同时挂牌投产，个旧开始尝试多方位发展。
而早在2003年6月，个旧就制定了《云南个旧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及可持续发展方案》。整合矿产资源，规范矿业秩序，发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锡材产品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已形成8大类310个规格品种、年生产能力2万多吨的规模，成为中国最大的锡材加工中心。现在的锡材转化率已达到30%以上。
在提高资源利用率上，个旧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强回收低品位矿石，对低品位尾矿进行回选利用，回采率达到85%以上。还引进澳大利亚新技术实现了炼渣发电，并采用新技术综合利用废渣，每年从废渣中回收金
培植替代产业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转型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个旧致力于制药业发展，灯盏花制剂、龙血竭胶囊等生物药品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乳制品产业实现升级换代，佐餐奶成为云南餐饮奶第一品牌，优质精米加工规模跃居全省第一，这些都成为个旧经济新的增长点。
保护环境，恢复生态上，自2003年以来，个旧市投资3800多万元对工矿废弃地进行整治，复垦土地800多公顷。78家重点企业主要污染物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98%，空气质量也达到国家Ⅱ级标准，森林覆盖率由“九五”末的26%上升到40%。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个旧地方经济对资源产业的依赖。2007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个旧有色金属行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4%。省财政厅副厅长胡芩菩在调研中发现，地方财政困难是个旧实现经济转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他们又没有钱！
“去年国家确定了首批1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个旧就名列其中，这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到中央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给予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胡芩菩说。
“黑车”司机：
没矿工可载，卖车改种木棉
一个上午在老厂门口没等来乘客，“黑面的”司机张建军干脆和其他两名司机斗起了“地主”，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近半年。
“去年这时候，一天可以跑四五趟，如今最多时也只跑到3趟。”1999年下岗后，张建军做过小贩，卖过早点，而收入最高的工作是到矿区偷矿，最后老厂的矿被整合后，他做起了“黑面的”司机。如今，张建军的生活节奏再一次被这场金融危机打乱。
“接下来要干什么？”这问题10年来总是不间断地困扰着张建军。当张建军从电视上知道了个旧木棉产业的情况，张建军终于想好了“接下来要干什么？”。
他说，现在矿上的人越来越少了，“狼多肉少”黑车生意也不好做，他已选好投资项目，要去红河边搞木棉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