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全球第二大矿业会议——非洲国际矿业大会上,上一届近千名参会者中,只有10多位来自中国的代表。
而如今,一个“中国矿业投资考察团”正紧锣密鼓组建中,将参加2009年2月初的第14届非洲国际矿业大会。
“今后一两年,大概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矿业比较好的机会。”作为中方考察团的组织者,中外通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王育桑表示,现中国企业相对于外国同行的优势在于资金上不成问题。
的确,当中国的海外找矿队伍变得越来越专业和有经验之时,全球金融危机意外给了中国矿业海外并购最大的良机。
现金流成中国企业最大优势
在2008年12月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强调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也对央企的海外并购作出了动员。
“金融危机带来了经济格局和产业格局的调整,中央企业可以凭借自身实力在一些重要行业、重要产品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可以乘势'走出去’,实施低成本并购,获取战略性资源,引进关键设备和高新技术,吸引高层次的管理和科技人才。”李荣融表示。
王育桑说,就在此次央企负责人工作会议结束后,
换言之,武钢在海外有了大型铁矿石资源基地,为未来几年其建设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和今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前在去年11月25日,全球三大矿业巨头之一的必和必拓发表声明,放弃对力拓的敌意收购要约。必和必拓总裁安德承认,近期发生的全球性事件及大宗商品价格的跌势,已经改变了此次交易的“风险度量”,必和必拓目前非常关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并购的债务风险敞口扩大以及资产剥离的难度,已经令其股东面临的风险上升到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水平。
这一事件表明,在全球经济明显衰退的情势下,采矿业已经不复上半年的风光,能否维持现金流安全对企业的运营来说尤为重要。
据王育桑介绍,全球主要的矿业上市公司的股价,最近一年来下跌了50%～80%。
“当下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资金不成问题,”王育桑表示,“曾经有一个做石油的私企跟我们联系,说想投资矿业,他们表示每年都有稳定的现金流,一年能够投1亿美元,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要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国外公司资金都非常困难。”
“很多国企也表示,资金上不会有困难,但态度会更谨慎一点。”王育桑说,很多国企之所以现在不出去投资,是因为觉得国外矿业资产价格还没有见底;此外,战略上也更注重避险,原先国企会去投资尚处于勘探阶段的项目,现在则改为投资已进入生产阶段的项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也表示,中国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中国有实力成为全球矿业的最大买家。
宋国青表示,中国外贸顺差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商品进口价格和,未来的进口价格越低,外汇储备的价值就越高。过去几个月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剧烈下降,其中,原油价格从最高价位到现在下跌了约700美元/吨。如果按目前每月进口1500万吨原油计算,仅原油进口一项,一个月就能省下100多亿美元。而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也节省了很多资金。
资源禀赋决定
中国央企“找矿忙”
王育桑表示,他接触的企业中有意进行海外并购的,还是以国营企业为主,例如,大型国企会同时投资多个项目,而民营企业实力还没有那么强。
的确,在中国的海外找矿队伍中,央企一直是主力。“中国超大型矿、富矿都很少,探明储量比较缺乏。”王育桑表示。
从矿产资源的可利用性看,中国铁矿的平均品位为33.5%,比世界平均品位低10%以上,中国位居全球第一的钢铁产量,需要依赖进口铁精矿;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铝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铝土矿以一水硬铝石为主,三水铝石和一水软铝石较少,不能“喂饱”中国快速增长的电解铝产能;中国铜矿资源不丰富,品位高于1%的储量仅占35%,平均品位0.87%,相对于庞大的铜冶炼能力,中国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铜精矿、铜材、废杂铜等。
正是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下,为使国内的冶金生产不受制于人,中国央企的海外探矿事业一直没有停歇。首钢、宝钢、武钢、鞍钢、五矿、中钢、中铝、中冶、中国有色、中核、中海油等央企均在这支队伍中。
目前,中国海外探矿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全球,尤其是南美、澳大利亚、非洲、中亚等资源丰富而政治制约较少的地区。
在矿场资源丰富的非洲,中非合作开发目前成果累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在赞比亚投资近3亿美元,与该国合作开发谦比希铜矿;中钢集团同南非北德兰士瓦发展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亚南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一起开发南非北方省铬矿;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则分别在尼日尔和全球产铀第一大国哈萨克斯坦开展了铀矿合作开。
王育桑表示,除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外,非洲一些国家从本国利益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在矿业开发上往往不希望与美国企业合作,而是希望中国公司进行投资,这也让中国企业受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