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在国际比较中也十分突出。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水平显著上升，特别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绝对值和增幅都不容小觑。而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看来，无论从杠杆率的当前水平还是历史变化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贡献均在一半以上，且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在国际比较中也十分突出，这里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
周期性因素主要来自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扩内需的政策，扩内需带动了国内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这使得经济快速反弹，部分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改善，投资预期回报提高，进而引发了企业的加杠杆行为。
相比之下，胡晓炼认为，结构性因素要更多一些。
首先是国有企业负债较多，主要原因在于其承担了稳增长的任务，而且具有政府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其次，产能过剩行业和周期性行业杠杆率上升明显。“扩大内需政策带动了企业顺周期的加杠杆，但随后世界经济复苏持续乏力，加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在产能过剩领域，出现了一些‘僵尸企业’，其债务呈现‘滚雪球’式的增长。此外，间接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比重较高，也推高了企业负债。”
那么，稳步降杠杆，关键有几步？
对此，胡晓炼认为，要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分子端和分母端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遵循稳中求进原则，积极稳妥推动企业去杠杆。
分子端要做减法，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清除占用大量贷款资源的“僵尸企业”的同时，防止过剩产能一面清、一面出的循环往复；要重视企业境内负债、境外投资运营的问题，尤其要注意控制海外投资质量；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消除政府隐性担保；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
分母端要做加法，具体方式包括监管方面要控制实体企业参与金融业加杠杆的活动，限制企业通过高负债玩金融、赚快钱，同时要提高新增负债对应的资产质量。（人民政协报 崔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