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姜超指出中美贸易争端存在三种可能方向，一是中美双方利用缓冲期，针诉求磋商达成协议，不实施600亿美元商品的惩罚。二，惩罚性关税仍会实施，但双方各自有所让步，仅对科技产品惩罚。三，贸易冲突走向极端，美国将关税扩大到全部商品。
摘要
当地时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根据“301调查”的结果，采取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中美贸易阴云四起。贸易争端为何升温？未来会有哪些影响？争端将如何演绎？
特朗普挥动贸易大棒。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根据“301条款”调查的结果，采取对中国航空航天、信息通讯、机械设备等高科技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诉诸WTO裁决，和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三大措施。特朗普在此时挑起贸易话题，表面上是拿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做文章，中期选举前抛出争取选票。但逆差的形成其实与全球分工、贸易自由化进程有关，不应完全归于某一个国家。所以贸易争端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政治领导权的较量。上世纪下半叶日本经济崛起，美国同样祭出了提高关税的大棒，所以日本的案例具有借鉴意义。
日本如何节节败退。70-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已占美国总逆差的35%以上。60年代起，美国不断挑起与日本的贸易摩擦。最初，美国对日本纺织品、彩电、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商品的对美出口数量加以限制。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在汇率方面施压，签署“广场协议”。89年起美国对日本动用“超级301条款”，迫使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日本一方面对外采取了妥协让步，接受了出口限制、汇率升值，另一方面，在国内采取了货币和财政宽松的刺激政策。频繁的贸易摩擦，导致日本60-70年代出口增速一再受到冲击，经济短期大幅波动。汇率升值使日本净出口对经济实际增长的拉动从85年的1%骤降到86年的-1%，86-90年持续负向拖累。但造成经济长期难以修复损伤的，还是日本国内货币、财政过度宽松带来的隐患，86-87年日本央行的贴现率从5%大幅下降至2.5%，大量资金助推房地产价格上升，日元大幅升值也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涌入，吹大资产泡沫。最终日本不得不在90年代初快速加息，刺破地产泡沫，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贸易争端，影响多大？本次中美的贸易争端将会如何演变？我们认为未来存在三种可能的方向。其一，中美双方利用关税实施前的缓冲期，针对各自诉求磋商达成协议，针对600亿美元商品的惩罚性关税没有实施。这种情况下，谈判过程中，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会有短期影响，但对经济的冲击不大。其二，惩罚性关税仍会实施，但经过协商双方各自有所让步，而针对科技产品的惩罚性关税还是会部分实施。我们测算，25%的关税税率下，如果分别针对600亿、500亿、300亿和1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税，最终会导致我国GDP增速分别下滑0.10%、0.09%、0.05%和0.02%。其三，贸易冲突走向极端，美国将关税扩大到全部中国出口的商品。我们测算，假设全面关税税率分别提高到10%、25%和45%，将对应着GDP分别被拖累0.3%、0.8%和1.5%。中美两国贸易往来紧密，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贸易冲突最终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并不大，而第一、二种方向的可能性较大。
争端演化，如何应对？首先，短期内中国可能会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让美国意识到贸易战对双方均不利，进而在后续的谈判中有所退让。其次，中国可以适当地加快开放的步伐，尤其是在空间较大的服务业领域。例如3月21日，央行已经表示放开外商投资支付机构准入限制，未来或许仍可释放更多的开放信号。第三，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多元化，推进与不同类型国家的贸易，寻找更多外需增长点，扛起自由贸易的“大旗”。最后，中国更应该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在对外积极争取外贸权益的同时，也要对内加快改革创新的步伐，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警惕在外需面临下行压力的同时，经济没有新的支撑，又不得不回到货币放水、举债刺激的老路，使本就存在一定泡沫的地产市场再度狂热。
当地时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根据“301调查”的结果，采取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贸易争端为何升温？未来会有哪些影响？争端可能将如何演绎？
1.特朗普挥动贸易大棒
1.1“301调查”出炉
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根据“301条款”调查的结果，对中国采取三大措施：
（1）对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随后15天内拟出征税商品清单，涉及商品种类主要是航空航天、信息通讯和机械设备等高科技产品，商品价值规模可高达600亿美元，最终的征税清单和征税办法将在经过30天的公示期后正式实行；（2）诉诸WTO争端机制：指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WTO就歧视性技术许可方面的问题起诉中国；（3）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由美国财政部在60天内，制订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和并购美国企业的方案，美方认为这方面的投资很多是旨在获得美国的核心技术。
那么何为301条款？“301条款”指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内容，是美国绕开WTO，进行单边贸易保护的工具。而301条款中还专门提出了“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分别是针对贸易自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301条款规定，贸易的“公平性”与“合理性”由美国单方面决定。调查裁定后，美国与对应国家政府协商，寻求贸易补偿或消除壁垒，无法解决时，常用的惩罚性措施包括中止与贸易伙伴的贸易协定、加收报复性高关税、采取进口限制等。
美国此次针对中国的“特别301条款”调查于去年8月展开，主要关注的是中美贸易中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01条款”调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方面的法规、政策和做法是无理的、歧视性的，伤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据其引用的专家团队估算，中国这类政策对美国经济每年的伤害达500亿美元，接近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1/10。
1.2历史上针对中国的调查
实际上，90年代以来美国曾对中国动用过5次“301条款”。1991年4月美国动用“特别301条款”发起了针对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主要涉及药品和化学品的专利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机密保护和商标权保护。同年10月，美国针对我国的市场准入问题发起了“301”调查，主要涉及美国商品进入我国市场的壁垒问题。随后1994年和1996年，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又先后对我国发起了301调查，主要涉及版权和商标权保护问题。2010年美国针对我国的清洁能源措施展开301调查，主要涉及限制重要矿产出口、提供出口补贴、歧视国外货物和企业、要求技术转让等等。
每次调查过后，美国都公布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例如：1991年4月的301调查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公布了一份涉及15亿美元商品的惩罚清单，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106种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同年10月调查后，美国又公布了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商品订单，包括纺织品、鞋类、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1994年和1996年的调查后，美国公布了涉及30多亿美元商品的报复清单。而2010年美国在认定我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后，向WTO申请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
但从结果看，历次调查最后均是以协商谈判收场，惩罚措施实际上被当作了谈判筹码。历史上5次301调查后，中美经磋商都达成了相关协议，美国提出的相关惩罚措施最终也因协议达成而放弃实施。具体来说，1991年、1994年和1996年针对知识产权的调查以后，中美分别签署了3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1991年针对市场准入的调查，促成了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市场准入的谅解备忘录》。2010年，我国修改了关于风力设备补贴的法规。
1.3此次贸易争端升温的背景
那么为何特朗普在此时挑起贸易话题？
表面原因在于美国与中国之间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的贸易差额自90年代末以来，从2000亿美元左右大幅增加到金融危机前最高的7000亿美元，并且如今仍在5700亿美元以上，其中货物贸易逆差更是高达8000亿美元。2000年起，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提升和比较优势的显露，中国替代日本成为了美国逆差最大的来源国，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达3750亿美元，接近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50%。
贸易逆差成为特朗普政治上的重要议题，在中期选举之年抛出，有助于争取支持。11月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决定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的控制权。特朗普认为，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不断缩减的就业岗位，因而为了中期选举造势，在拿下税改胜利后，特朗普再拿逆差问题做文章也在意料之中。
但从经济学上分析，逆差的形成其实与全球分工、贸易自由化进程有关，不应完全归于某一个国家。一方面，在全球分工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从不同国家进口大量原料、设备、部件等，制成后再出口到各国。所以中国作为制造中心，其实真正从贸易中获得的附加值只有68%，远低于美国的85%。美国经济体量居世界之首，国内需求通过进口实现的部分也很大，因而其对“制造工厂”的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就很高。另一方面，在WTO的规则框架下，全球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远远快于服务贸易，美国具有比较优势、又能带来顺差的服务业出口也就受到限制，但这是全球贸易规则决定的。所以通过打贸易战限制从中国的进口是难以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因为即使美国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也会从其它低成本国家进口相应的商品。
所以挑起贸易争端，背后更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全球经济、政治领导权的较量，美国希望通过限制中国出口，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自身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忧虑。美国贸易代表在“特别301条款”调查报告中提到，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寻求在高端科技制造领域快速崛起，认为中国在部分高端科技领域存在不公平的行为，意在窃取美国核心技术，将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正如20世纪下半叶，日本和欧洲崛起，美国同样祭出了提高关税的大棒，以期遏制它们的发展。所以上世纪日本和欧洲的案例具有借鉴意义，我们不妨以日本为例来看下。
2.日本如何节节败退
2.1美日贸易冲突的三阶段
回顾历史，美国此次发起的贸易保护，与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战有着十分相似的背景。上世纪70年代，经过战后复苏，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实力明显提升，美国的贸易差额开始大幅增加：70年代中期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仅300亿美元左右，到了80年代中期已扩大到1500亿美元以上。这与当前美国的境况有着相似之处，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从2000亿美元增加到08年金融危机前的9000亿美元，而危机以来这一规模也稳定在8000亿美元左右。
彼时的美国将贸易失衡的问题对焦在同样是经济快速崛起的日本。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在70-80年代经济增速切换进入中等水平后，出口在拉动经济的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出口占经济的比重从60年代的10%提高到80年代中期的15%，而净出口占比也从1%左右提高到4%，此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已占其总逆差的35%以上，是最主要的来源。因此从60年代起，美国就不断挑起与日本的贸易摩擦。一方面是希望减少其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打击正在快速崛起的日本经济，巩固其霸权地位。
最初阶段，美国采取的是限制日本出口数量的措施。上世纪60-80年代，美国先后针对日本进口的纺织品、彩电、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商品领域发起贸易调查或提出争议，通过不断向日本政府施压，最终达成贸易协议，限制了上述日本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数量。
但到80年代中期，在达成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之后，美国发现逆差规模并未明显缩减，于是开始在汇率方面施压，进入了解决逆差的第二阶段。80年初美国为解决滞胀问题的的货币紧缩，导致美元大幅升值，而随着83年后美国经济稳健复苏，美元继续走强，美元指数一度达到160的历史高位。但过强的美元对于贸易却是一种压制，强美元下，贸易逆差问题更难以解决。因而85年9月，美、德、法、英、日5国财长签署了“广场协议”，同意共同干预市场，矫正美元过高的问题，自广场协议签署到87年末这两年不到的时间，美元兑日元汇率从240左右，下降到121，日元升值了接近100%。
一方面，汇率对外贸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对于美国而言，86和87年贸易逆差仍在扩大，直到88年才开始降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日本占美国逆差的比重依然在35%左右居高不下，因而两国的贸易摩擦，逐渐从单个商品转向了更广泛和复杂的“结构性问题”。
89年起美国对日本动用了针对贸易自由化的“超级301条款”，进入贸易争端的第三个阶段。美国认为日本批发零售、储蓄投资失调、土地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市场进入存在障碍，因而在“超级301条款”施压下，美日签订了“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迫使日本修改不利于外资进入的法律，开放部分国内市场。94年，美国再次启用“超级301条款”，95年曾提出对日本出口美国的汽车类产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
2.2日本的应对和后果
面对美日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日本一方面对外采取了妥协让步，接受了出口限制、汇率升值等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外需受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在国内采取了货币和财政宽松的刺激政策。
在第一阶段，频繁的贸易摩擦，导致日本60-70年代的出口增速一再受到美国贸易政策的冲击，带来了经济短期的大幅波动。由于日本二战后奉行了“贸易立国”的导向，贸易摩擦加大了出口和经济的波动。7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增速从10%以上的高增长，逐渐下降到7%左右，这一阶段也恰恰是贸易摩擦日趋严重、出口增速中枢放缓的阶段。
对日本出口伤害更大的是第二阶段的汇率政策。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飙升，极大地减弱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虽然85-91年日本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仍高，但出口的绝对规模萎缩了，对美出口增速从86年的23%，下降到91年的1.1%，整体出口增速也从19%降至9%。而净出口对经济实际增长的拉动从85年的1%骤降至86年的-1%，86-90年持续负向拖累经济。
但对日本经济造成长期难以修复损害的，还是当时日本国内政策的失误。85年后日本出口增速大幅下滑，由于采取了货币和财政双宽松的政策刺激内需，一定程度上短期稳定了经济。但过度宽松也带来了隐患，“广场协议”后的短短两年里，日本央行的贴现率从5%大幅下降至2.5%。大量资金助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住宅地价增速则从2%反弹到5%。同时，此间日元的大幅升值也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的涌入，进一步吹大资产泡沫。即便日本在87-89年温和加息，也未能遏制住资产价格泡沫，房价同比进一步增至12%，最终不得不在90年代初快速加息，刺破了地产泡沫，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所以日本的教训是惨痛的。
3.贸易争端，影响多大？
90年代我国经济实力还并不算强大，美国使用“301条款”主要是为了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增加更多筹码，这种情况下，经过双方的磋商，贸易争端往往会以双方签署协议收场。这些协议可能仅针对特定领域，对经济影响相对有限。但80年代对于日本，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却是持续且全面的，采取了由点到面、由经贸到汇率的各种手段。那么本次中美的贸易争端将会如何演变？我们认为故事的演变存在三种可能的方向。
3.1可能一：双方通过谈判和解
其一，中美双方利用拟定征税清单15天以及公示30天的期限，针对各自诉求进行磋商，并达成初步协议，特朗普公布的针对600亿美元商品的惩罚性关税没有实施。这种情况下，谈判过程中，对资本市场的风险情绪会有短期影响，但对经济的冲击不大。
如果特朗普最重要诉求在于缩小美国对中国的逆差，那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后续的谈判内容可能就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缩小中美贸易逆差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扩大我国对美国的贸易进口，二是缩小我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我国会更倾向于前者，即扩大对美国的进口。就历史上的谈判结果来看，我国容易接受的条件可能在于放开部分服务市场的准入，以及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未来针对金融等服务行业的逐步开放、增加对美国农产品、能源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进口或将成为中方的可选项。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301调查主要关注的是中美贸易中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美国政府也专门提到本次的惩罚性关税征收对象是高科技产品，而非出口占比较大的低附加值产品。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能够协商成功，美国可能会对中国技术产品的出口进行一定的限制，但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中国方面可能会加强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修改部分外资技术转让条款。
整体来说，如果能够通过谈判和解，本次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经济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3.2可能二：惩罚性关税全部或部分实施
其二，惩罚性关税仍会实施，但是经过协商双方各自有所让步。这种情况下，双方将可能各让一步，但针对科技产品的惩罚性关税还是会部分实施。
考虑到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时提及将针对涉及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里我们对其影响做一个测算。在测算之前，我们做一些假设：当前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约为3%，我们不妨假设提高的税率全部反映到价格上（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利润率较低）；WillemThorbecke (2006)测算得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实际汇率弹性为0.4~1.28，这里我们假设出口价格弹性为1；假设后续中美谈判或者中国出台反制措施后，美国有一定程度的退让的可能，假设税率可能会降至15%，或者征税商品总额降低（设为500亿、300亿和100亿）。
在25%的关税税率下，如果美国针对600亿、500亿、300亿和1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税，将会导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分别下降132亿美元、110亿美元、66亿美元、22亿美元，考虑到2017年中国总出口规模在22600亿美元，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分别在0.58%、0.49%、0.29%和0.10%。同理测算，在税率下降到15%的情况下，对出口的影响分别为0.32%、0.27%、0.16%和0.05%。
根据王俊杰（2012）的测算，中国出口增长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8，那么以关税提升至25%的情况看，针对600亿、500亿、300亿和1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税，最终会导致我国GDP增速分别下滑0.10%、0.09%、0.05%和0.02%。
就行业来看，美国关税一旦提高，中国的电子通讯设备、铁路、航空航天和机械设备等领域的出口或受到影响最大。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调查报告显示，本次贸易调查主要针对中国高端技术领域的不公平的行为，因此后续的征税对象可能锁定在高科技领域，包括电子通讯设备、铁路、航空航天和机械设备。另一方面，我国的电子通讯设备、其他交通运输设备、电器机械的出口依赖度均超过10%，特别是电子通讯设备行业2017年的出口依赖度就达到43.4%。未来如果针对这些行业的关税提高，将直接冲击行业需求，对行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3.3可能三：冲突升级导致关税对象扩散
其三，贸易冲突升级，美国不仅对目前提到的600亿美元商品征税，更将关税扩大到全部中国出口的商品，我国将面临与日本当时相似的处境。
我们同样按照前文的方法进行测算，目前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约为3%，假设全面关税分别提高到10%（较乐观情形）、25%（持平于当前提出的税率）和45%（特朗普竞选时提到对汇率操纵国施加的税率），相当于价格分别上涨7%、22%和42%，而美国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接近20%，就分别对应着总出口可能下降1.4%、4.4%和8.4%，而在0.18的出口和GDP增长弹性系数下，对应着GDP分别被拖累0.3%、0.8%和1.5%。
由于中美两国贸易往来紧密，贸易战只会带来两败俱伤。中美双方经济体量巨大，贸易关系密切，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国，而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国、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一旦两国之间爆发大规模贸易冲突，对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会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全球分工下，实际上很多产业均是跨国生产，尤其是美国的众多大型跨国公司，已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而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全面关税，势必导致这部分跨国企业成本的大幅增加。
所以，中美贸易冲突最终走向极端化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认为第一、二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4.争端演化，如何应对？
通过测算我们看到贸易战对经济的拖累是显著的，尤其是贸易争端走向极端，可能拖累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那么面对贸易问题，我国可能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首先，短期内中国可能会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让美国意识到贸易战对双方均不利，进而在后续的谈判中有所退让。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结构看，比重最大的是飞机、汽车和大豆，占美国对中国总出口的30%以上，三大类商品对中国的出口额就占美国所有商品出口总额的2.8%。如果中国对这三大类商品也提高关税，则会对美国的贸易、经济甚至选民决定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中国商务部已于3月23日公布了对美国的中止减让清单，其中对鲜水果、干果及坚果制品、葡萄酒、改性乙醇、花旗参、无缝钢管等产品，拟加征15%的关税，对猪肉及制品、回收铝等产品，拟加征25%的关税，共涉及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总规模约30亿美元，总规模还较小，更像是象征性的、“先礼后兵”的做法，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强硬态度，预计中国的反制措施会加码。
其次，中国可以适当地加快开放的步伐，尤其是在空间较大的服务业领域。涉及美国关心问题上，我国可以适当加快开放步伐，包括减少对部分美国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并且逐步推进服务业的开放。当今服务贸易的发展还比较缓慢，开放服务业，一方面可以引入竞争、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缩窄两国贸易逆差、减少两国矛盾。我国的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低，在稳妥的基础上，依然还有不少空间可以加大开放力度，例如3月21日，央行已经表示放开外商投资支付机构准入限制，未来或许仍可释放更多的开放信号。
第三，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多元化，推进与不同类型国家的贸易，寻找更多外需增长点，扛起自由贸易的“大旗”。中国出口产业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出口最多的仍是加工、组装制造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在产业链上较为初级。这就导致出口产品类型过于单一。长期来看，促进产业升级可以减少中国对单一类型出口产品的依赖，也可以使出口产品结构更加均衡，而更加全面的出口产品结构，也能够推进与不同类型经济体的贸易，给外需寻找更多增长点。
最后，中国更应该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在对外积极争取外贸权益的同时，也要对内加快改革创新的步伐，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警惕在外需面临下行压力的同时，经济缺乏新的支撑，又不得不回到货币放水、举债刺激的老路，使本就存在一定泡沫的地产市场再度狂热。
本文作者姜超，原标题《阴云下的角力！——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与应对（海通宏观姜超、李金柳、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