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由生存性转变为发展性，但有效供给没有跟上，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就要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
不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高度，也就是质量，说到底都要依靠制度。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良币驱逐劣币”，否则高质量无从谈起
集中精力转变生产方式，少挖地矿资源，多挖“脑矿”资源，培养高素质知识型劳动者，变靠肢体贡献GDP为靠知识贡献GDP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理解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转变？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怎样的主动作为？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
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怎么认识这一转变的现实基础？
陈东琪：中国经济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极大释放了生产力，去年GDP规模达到7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提高。这些年，中国经济“量”的增长非常亮眼，已经抛掉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帽子。
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变化和矛盾也在凸显。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对称问题非常突出。需求侧变了，这5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2.9个百分点，2016年达到30.1%，按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我们已接近富足标准。老百姓不仅要求产品能使用，还追求档次更高；不仅要求能吃饱，还希望食品绿色安全；不仅要求收入增加，更渴望碧水蓝天。需求由生存性转变为发展性，但有效供给没有跟上，出现了大量购买力释放在海外的现象。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就要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我国也已到了需要更加依靠质量竞争的阶段。中低端产品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发达国家经常用反倾销等手段抑制中国这类产品出口。同时，我国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也倒逼我们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迁移，更重视质量提升。
中国经济过去以量取胜，这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是合理的，但也因此吃了苦头，现在力争以质取胜，已经尝到了甜头。中国制造不再是大路货的代名词，出口产品附加值越来越高，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手机、电脑等信息化产品，在全球中高端产业占有一席之地。对质量要求很高的德国消费者，原先对中国产品说“不”，有调查显示，如今他们多数都对中国产品感兴趣。
记者：转向新的发展阶段是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从另一方面看，其中是否也体现了主动性，是我们“主动要转”？
陈东琪：的确，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我们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动选择。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的。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演进的必经过程。国际经验表明，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过渡的，在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的概率不到13%。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推进经济转型、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经济体，才能成功迈入发展的更高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正是出于主动转型、谋求更深远发展的考虑。
记者：推进高质量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瓶颈是什么？要抓住哪些关键问题？
陈东琪：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让新发展理念贯穿始终。更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实现更均衡、更环保、更公平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在供给侧，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是供给体系质量，要在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方面取得突破，就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记者：主攻方向已经明确，那么，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该如何构建？
陈东琪：什么是高质量的供给体系？最关键的是供给结构要有充足弹性，即供给侧能够具备主动调整、不断适应需求侧变化的能力，不能老化固化，而是能不断转化优化。
需求结构天天在变，供给结构要跟上需求侧变化，甚至引领需求侧，最根本的还是依靠创新。不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都需要不断创新、不断转型，因为在需求侧，今年的“新”可能就是明年的“旧”。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华为，从名不见经传的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成世界500强和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靠的就是持续创新，2016年，华为把当年销售收入的14.6%投入研发。
记者：更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需要依靠各行各业不断创新。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推进更高质量的发展最需要哪些主动作为呢？
陈东琪：不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高度，也就是质量，说到底都要依靠制度。
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强化标准制度。标准是对企业产品质量最重要的约束性制度，是管理企业重要的法制化、市场化手段。标准也是国际竞争力的有力表现。有一句话叫作“三流卖产品，二流卖技术，一流卖标准”，能够参与、引领国际标准制定，对一个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引领时代潮流有着关键性意义。我们在很多领域的国家标准还很薄弱甚至缺乏，要补齐这块制度短板。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不仅要跟上国际标准，还要走到前头，从跟标到设标，这一跨越在高铁技术、5G技术上已实现。今后要加强标准创新，让更多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让质量意识随着标准制度的健全越来越深入人心。
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制度。要让“良币驱逐劣币”，而不是相反，否则高质量无从谈起。拿实体经济来说，如果企业只进不出，僵尸企业不能退出就会干耗资源。流水不腐，有进有出，扶优汰劣，市场才能活起来，才能向更高质量发展。
这两项制度的完善，需要各项具体制度改革去实现，比如产权保护制度、“放管服”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
记者：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应该如何看待发展速度？
陈东琪：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不是零和关系，不存在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
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不要速度。和跳高需要助跑一样，经济发展也要保持一定速度，才能向上拓展高度，才能有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不以追求速度为中心，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发展质量。“落后的生产力”需要速度优先，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需要质量和效益优先。
实现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速，要求“十三五”期间GDP每年平均增速保持在6.5%以上。我认为从现在看来，这一目标完全能够实现。在这样中高速的增长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不需要刻意拼速度，而要着重求质量。要集中精力转变生产方式，少挖地矿资源，多挖“脑矿”资源，培养高素质知识型劳动者，变靠肢体贡献GDP为靠知识贡献GDP。
如何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用我自己的一个概括做总结，就是要构建“三度空间”：保持速度，专注高度，依靠制度。
记者：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会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惠？
陈东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高质量发展阶段，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最先受益者也是最终受益者。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提供更多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马桶盖、电饭煲、奶粉不用海淘了，手机国产的性能更好，宽带网络提速降费了，高铁高速让天堑变通途；更高质量标准也能让消费安全更有保障，衣食住行用都更放心；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单位GDP的能耗降低，污染减少了，环境质量上去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也提高了。消费者是最聪明的，相信在向更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会最早也最深切体验到发展的变化和益处。
记者：世界经济处在长周期的调整之中，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在全球范围有什么意义？
陈东琪：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期，也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复苏乏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经济在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前三季度温和复苏，为全球摆脱发展困局、缓解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同时，我国也为推进全球结构性改革采取了实质性措施，包括积极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让中国市场更透明更规范等。我国还积极开展结构性改革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创新和新工业革命，共同扩大开放，共同应对环境可持续问题，这些都为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向更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1月06日 17 版 本报记者 赵展慧 许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