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国务院发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为了解降成本政策的实施情况，2017年3月—5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分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九省实地调研了解各地降成本工作的进展、成效及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8月1日在京发布《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
报告调研了14709家样本企业，发现这些样本企业近三年的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超过100%，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国有企业情况堪忧。2014-2016年，样本企业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01.47%、101.87%和101.44%，均大于100%，这表明企业成本水平已经超过收入，企业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极限。
税收负担也是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一项成本，所以2016年“死亡税率”一词一出来就引爆网络。但财科院的调研发现，近六成样本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58%以上样本企业的“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90%以上样本企业的“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15%。这表明，六成样本企业百元收入纳税低于5元。
财科院调研发现，近年来企业成本呈山洪爆发式上升，包括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用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增长速度极快。
在工资成本上，除了因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工资增长外，《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要求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也加快了工资成本的持续上升。1995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1995年的5348元，提高到2015年的62029元，增加了10倍多，年均增长率为13.0%；
在环境成本上，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来代表企业的环境成本，从2000年的1014.90亿元到2014年的9575.50亿元，增加了8倍多，年均增长率为15.5%。其中2004年至2014年期间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2.5%；
在用地成本上，我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由2005年第一季度的1212元/平方米上升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3880元/平方米；年均增速为10.2%，商业（商服）、居住、工业地价水平也分别由2006元/平方米、1184元/平方米和482元/平方米上升到7017元/平方米、6040元/平方米和787元/平方米，商业地价年均增速为11.0%；工业地价年均增速为4.2%；
报告负责人刘尚希认为，下一步“降成本”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我国城市房价持续且大幅上涨的趋势，对实体经济企业的用地及房租成本给予关注。
在原材料等成本上，在2003年至2011年期间，除2009年特殊，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总体上呈现每年较上年同期增加的情况，2012年之后购进价格指数开始同期减少。
然而，财科院报告指出，在这个高成本时代，降成本却有着有限性。报告指出，在人工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趋势性增长情况下，包括原材料和物流等属于由市场决定的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主要由市场供需决定，并不是想降就可以降低的成本。政府带来的成本方面，报告认为，政府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市场进行合理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是合理和必要的，企业成本中可以降低的主要是由政府决定的不合理成本，包括指政府不合理的制度制定、管制、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等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
报告认为，不能孤立地降成本，就成本降成本，为成本而降成本，也不能以行政方式降成本，而应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的所谓的高成本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滞后，可称之为制度性成本。这个制度性成本不仅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审批权没有下放的原因，而是当前这个阶段的风险总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产生各种制度性成本，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
报告认为，要降低或化解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就要加快推进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当整个社会构成的不确定性总体水平下降的时候，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
调研报告认为，对于降成本而言，最终需落脚到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上来。推动企业降成本的根本路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激励机制，让企业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来源：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