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迈入“新常态”的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1998年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产能过剩严重，杠杆率持续攀升，经济泡沫化程度加剧。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翻番”目标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标能否如期实现？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两位学者赵昌文和朱鸿鸣博士的新著《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系统地讨论了这些问题。近日，两位作者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杨燕青博士的专访。
杨燕青：《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下称《持久战新论》）近期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什么主题的书？主要观点是什么？
赵昌文：主题和主要观点已经体现在了书名中，即《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其中，主题就是“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全书讨论的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问题。
核心观点就是“持久战”。我们认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坚持持久战战略。这与去年11月中央便已经提出的“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构想是一致的。只有坚持持久战战略，中国才能克服当前的诸多经济污染（即结构性问题），延续增长“奇迹”，实现“翻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杨燕青：在书中，你们是怎么认识经济增长意义上的持久战战略的？
赵昌文：在《持久战新论》一书中，我们从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两方面诠释了新常态下持久战战略的内涵。前者解决“怎么看”的问题，是战略判断；后者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是战略路径。
在认识层面，持久战是一种与“经济崩溃论”和“经济反转论”均有本质区别的认识或战略判断。首先，从长期看中国是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具有较强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这两大核心优势，经济前景向好，经济不会崩溃或长期停滞。其次，短期内，由于存在债务病（杠杆率快速攀升且已达较高水平）、利润病（僵尸企业大量存在且企业效益显著下滑）、泡沫病、货币病（已有通缩迹象）等严重经济污染，经济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短期内不可能反转也不应追求反转。
在实践层面，持久战是一套推动经济形势从“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转化的战略战术安排。为此，首先要坚持增速阶段论，以便实现短期严峻和长期向好的矛盾统一。除此之外，还包括：要坚持歼灭战和速决战战术；要构建有效政府和依靠有为干部；要实质性调整并辅之以必要的调控；要“积极防御”金融危机；要发挥政治家在维持体制可改革性中的核心作用；要推动创新导向型改革；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力量。
杨燕青：刚才你特别强调了增速阶段论在持久战战略中的地位。什么是新常态下的增速阶段论？为什么要坚持增速阶段论？有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赵昌文：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阶段划分的《论持久战》已经家喻户晓。正是因为有了阶段划分，才能实现以空间换时间，以国土的暂时丧失换取抗战力量增长的时间。增速阶段论便是来自于《论持久战》的启发。
持久战与阶段论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言持久必分阶段，无阶段论就不成其为持久战。我们知道，经济的短期严峻和长期向好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若将长期视为多个短期的无差别累积，那么短期严峻只会指向长期严峻，断不会是长期向好。要实现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的转化，就需要对“长期”进行阶段划分并予以区别对待，赋予不同阶段不同的战略性增速目标。
为此，在《持久战新论》中，我们将新常态划分为两个阶段——调整阶段和恢复阶段，2016~2018年为调整阶段，此后为恢复阶段。其中，调整阶段以消除经济污染、优化经济生态为战略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可以调低增速目标。在恢复阶段，由于经济生态得以修复，增速目标应相对较高，以确保“翻番”目标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标如期实现。这意味着，从增速目标的时间结构看，未来五至十年会呈现“前低后高”的格局。
朱鸿鸣：阶段论是有历史经验可循的。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已有三次实施阶段论成功应对严峻挑战的经验。
第一次是“大跃进”之后。“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此，中央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幅调低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经过三年左右调整后，国民经济迎来改革开放前增长质量最好的时期。
第二次是“洋跃进”之后。面对1979年和1980年连续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货币投放量过多，物价上涨的局面，中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将1981年和1982年的增速目标大幅调低至3.7%和4%，为后来几年经济的较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是“价格闯关”失败后。价格闯关加剧了通货膨胀，为治理严重通货膨胀，中央提出治理整顿，以使经济重新恢复到正常轨道。为此，中央控制工业增长速度，并将1990年和1991年的增速目标大幅调低至5%和4.5%，低于实现2000年翻两番目标所需要的年均必要增长率（5.4%）。在经历1989年和1990年的低速增长后，中国又重启了新一轮快速增长。
杨燕青：按照增速阶段论，最近两三年可以甚至应该调低短期增速目标。不过，目前关于是否应该下调短期增速目标或短期增速目标是否可以低于6.5%仍存在激烈争论。你怎么看这些反对下调增速目标至6.5%以下的观点？
赵昌文：6.5%是根据“翻番”目标倒推的年均必要增长率。《持久战新论》并不赞同将其作为每年增速目标的底线。除了它与持久战战略的内在要求相违背外，还在于这种观点本身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基数大、增速低”。“基数大、增速低”符合公众的思维习惯，但却不是规律。一方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到20世纪末能否实现“翻两番”目标的争论中，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已经论证了“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它不是规律。另一方面，考虑到三期叠加阶段本身就意味着处于周期底部区域，当调整阶段结束后，即“三期叠加”变为“两期叠加”或仅剩“一期”，经济增速是会回升的。在此，需要做两点说明。一是“基数大、增速低”不是规律，并不意味着“基数大、速度高”。二是否定“基数大、增速低”，其基准是6.5%而非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速；换言之否定“基数大、增速低”并不是说未来增速能重返接近两位数的增速水平。
第二个误区是担忧陷入日本式L型增长。担忧中国陷入日本式L型增长的观点看到了当前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不少相似之处，如杠杆率攀升、经济泡沫化严重、人口老龄化。但是，它忽略了中国仍具备而日本不具备的两大核心优势：较强后发优势和较强的体制可改革性。
第三个误区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这种观点认为增速目标可以定得稍高一点。不过，这既不符合短期增速目标确定的原则——要留有余地，也不符合实际经验。我们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增速目标具有三个特征。一是通常低于实际增速。二是通常低于上年实际增速。三是可以低于必要增长率。
朱鸿鸣：除此之外，还存在稳增长就是防风险、依赖短期增速目标引导预期、“初战必胜”等认识误区。
杨燕青：自中央提出“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以来，持久战一词已经越来越流行。你觉得社会上的理解与书中的持久战战略是否有差异？
赵昌文：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持久战新论》从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两个方面界定持久战的内涵。目前大家谈持久战，更多的是从“持久”这一字面意义出发，着重强调其持续时间长，非一日之功。我们认为，这种认识虽然并不是错误的，但的确是不全面的。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可能存在对持久战的两种误解。一是在认识层面将持久战理解为中国经济长期不好甚至一直走下坡路。二是在实践层面将持久战理解为“等”、“熬”、“忍”，静待经济自动向好。
杨燕青：从战略学的角度，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战略必然要回答一些基本问题，如战略目标、核心优势、战略抉择、战略路径等等。书中的观点是什么？
赵昌文：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琢磨的。以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为主题，常规的体例是按照战略的若干要素来行文。不过，《持久战新论》并没有采用这种体例，而是借鉴《论持久战》的结构，分“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两个部分来表述，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或论述散见于各个章节。
在《持久战新论》一书中，战略目标是实现“翻番”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识别出的中国经济所具备的核心优势是较强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战略抉择是坚持持久战战略而非追求短期内的经济反转；战略路径则是前面所谈到的从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转化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安排。
杨燕青：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花絮？
朱鸿鸣：我们觉得与这本书很有缘。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总有许多因缘际会或关键性偶然因素，启发和鞭策着本书的写作。
《持久战新论》的最初构思源于2014年10月赴延安干部学院所进行的一次党性修养培训。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的著作，《论持久战》就是其中的一本。当时重读《论持久战》，立即引起了强烈共鸣。
此后，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书稿的写作进度一直较慢，直到2015年11月中央提出“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这对于本书的写作，可谓是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方面，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信心，进一步坚信了新常态下坚持持久战战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我们的紧迫性。在战略构想提出后，如何丰富和完善该战略便是政策研究者的紧迫任务。
随后，经济领域的一系列争论又进一步引导我们做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如，关于短期增速目标是否低于6.5%的争论激发了我们关于增速阶段论的思考；关于宏观调控力度的争论则推动了我们关于调整与调控应统一于阶段论的思考。
杨燕青：对本书有什么期望？
赵昌文：作为《持久战新论》作者，我们的期望首先是书中的分析框架、核心概念和基本结论能够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其次，作为政策研究者，也希望本书的观点或基于本书的建设性讨论，能够或多或少地转化为政策，以对中国更好地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产生增量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