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开始。经历种种风波，特朗普最终当选总统，开启了美国政治新周期。作为美国大选期间的惯例，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屡次显示出对中国非常“强硬”的一面，这让市场对特朗普正式执政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担忧。我们认为，大选期间的言论多少有一定的“作秀”成分，在冲突与合作相互交融的过程中继续深化并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美国大选结果既不改中美冲突与合作并存的格局，也不改中美关系深化巩固的基调。
一方面，就冲突而言，对中美关系的深层担忧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即从历史经验看，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挑战现有的霸权大国，而霸权大国也会竭力遏制崛起大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就合作而言，对中美关系的深切期许是“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2月，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中美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2013年3月，美国政府开始正式接受这一概念；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晤中对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诠释：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
我们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是：首先，这是一种更加对等的中美关系。传统的中美关系是不对等的，仅从经济层面看，就表现为：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的要求大于中国对美国的要求；美国对华投资收益明显高于中国对美投资收益；美国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大于中国政策对美的影响。而新型中美关系区别于传统之处，就是要将中美双方的利益诉求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进行权衡。其次，这是一种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受中美双方政治周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传统中美关系呈现出不稳定性，而新型大国关系是相对稳定的。最后，这是一种需要检验的中美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提出到双方确认，再到试探性践行，直至全面推进，需要一个过程，愿景能否变为现实，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
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是：中美关系同时包含冲突和合作两种要素，冲突不可避免，也无需避免，有序的冲突会带来有益的竞争性效应，有助于促进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中美关系的基调是冲突中的合作，虽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但中美合作关系的强化是大势所趋，中美政府共同顺势而为是理性选择。中美之间，很难建立完全的信任，但可以提振合作的信心，中美之间的利益协同是可置信的，这也是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对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谨慎乐观的根本原因。从中美关系的基本面看，我们如此判断的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从经济角度看，中美关系“大而不能倒”
中美之间的经贸、投资和人文交流愈发频繁，这为中美建立更趋紧密的双边关系提供了充分条件。根据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时报》发表的文章，“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突破5500亿美元，双向投资超过1200亿元，有49万名中国青年在美国学习，超过10万名美国青年在中国学习；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企业在美累计投资将达1000亿-2000亿美元，可为美国新增20万-40万个就业岗位”。我们利用美国官方数据进行了测算，2014年，中美贸易占美国贸易的比例为11.37%，占美国GDP的比例为3.7%，较世纪初分别上升了6.77和2.78个百分点。
中美经济往来更趋频繁是中美建立可信合作关系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从全球“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演化来看，崛起大国和霸权大国能够在冲突中实现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双方具有“确保彼此摧毁”的绝对实力。我们认为，“彼此摧毁”包括物理摧毁和经济摧毁两种模式。崛起大国和霸权大国的较量，由近及远的三次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彼此摧毁威慑”：美国和前苏联之间虽然建立了可信的核威慑，但没有建立经济威慑，前苏联经济规模最高时也只占到美国的一半左右，所以，冷战最终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收场。美国和德国、日本之间，既没有物理威慑，也没有经济威慑，根据学者的研究，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资源储藏和经济体量等方面综合测算，德日在崛起时的国家实力也未能达到美国的一半，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最终胜利。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崛起，美国和英国血脉相近，确保“彼此物理摧毁”的必要性下降，而美国在崛起时和英国之间建立了足够的经济威慑，美国国家实力在18世纪90年代就超越了英国，所以，美国对英国霸主地位的取而代之是唯一一次比较和平的霸权更替。
再看现在的中美，核威慑是现实存在的，而经济威慑也正在有效建立。根据IMF的数据，1980年以来，中美经济规模的差距不断缩小；2014年，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占全球的比例为16.32%，已经高于美国的16.1%；2015年和2016年，中国经济规模的全球占比还在继续上升，美国则继续下降。虽然IMF的购买力平价折算方法明显高估了中国经济总量，但中美经济规模的趋近是个不争的事实。此外，中国拥有广袤的国土面积、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丰富的资源储藏，国家整体实力和美国的差距也是有限的。
总之，中美关系存在“大而不能倒”的性质，中美两国具有从物理上和经济上“确保彼此摧毁”的能力，这是中美不会贸然走向对立的根本原因。
从金融角度看，中美趋向“金融恐怖再平衡”
中美之间存在复杂的经济金融关系。中国向美国出口大量低价商品，由此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再将外汇储备大量运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个循环带来了两个结果：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低利率，中国高储蓄、高储备、低消费。这个循环使得中美之间建立起脆弱的平衡，这个平衡即2004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的“金融恐怖平衡（Balance of Financial Terror）”。之所以这个平衡是恐怖的和脆弱的，是因为平衡存在的基础是中美各自的经济失衡，在美国表现为透支消费，在中国表现为内需不足；失衡得以维系的条件是美元霸权和中国人口红利。而现实就是，失衡会趋向再平衡，美元霸权和中国人口红利也日渐式微，这就使得“金融恐怖再平衡”成为大势所趋。
这种再平衡表现为：在中国，人口结构向老龄化转变，一方面导致储蓄长期下降，投资随之下降，消费自然上升，另一方面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出口的成本比较优势下降，内需重要性上升。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外汇储备快速膨胀的时代成为历史，在外储管理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性原则引导下，中国对美国国债的“绝对增持、相对减持（相对于外汇储备的增长，持有美债的增长是较慢的）”进一步强化，甚至开始出现绝对减持的情况。在美国，美国家庭的透支消费模式自危机以来就被迫调整，美国对境外融资的依赖也有所下降。
这种再平衡的发生是必然的，因为它既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实现更可持续、更加均衡的长期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必然带来的改变。但与此同时，这种再平衡也是危险的。如果中美缺乏沟通，或推进再平衡过快，那么，很可能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失速、美国保护主义大幅抬头和国际金融市场巨幅震荡的结果。实际上，从金融角度看，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已经从外生向内生转变，即中美对再平衡进程和彼此金融政策的把握必须加强合作式交流，加强彼此关切，如若不然，就不仅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还会导致国家利益大幅受损。例如，2015年8月以来的人民币波动和2016年12月的美联储议息，就给市场带来了巨大影响，我们相信，人民币汇率稳定和美联储有序紧缩是同时有利于中美双方的，中美货币层会有必要沟通以保障中美共同利益。
从安全角度看，中美主导全球去风险进程
国家对于诱惑和威胁的反应是不对称的，共同威胁比共同利益更容易带来可置信的共同行动。我们认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之所以可信，是因为中美面临着共同挑战，全球去风险进程需要中美加强沟通与合作。目前来看，中美面临的共同风险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全球价值链失衡和地缘政治动荡。
其一，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复苏需要中美双引擎协同发力。增长中枢下降是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经济运行的长期特征，而2008年危机以来，受全球化退潮、新兴市场崛起受阻、资本市场波动性加大和全要素生产力边际提升放缓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一特征进一步强化。如此背景下，作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表现最为稳定和强势的领头羊，美国和中国共同承担起避免全球经济失速的主引擎作用。对于中美而言，彼此是最大、最可信、且最具潜力的市场，中美加强经济金融联系，对于双方和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
其二，全球价值链失衡，再平衡需要中美双方协力推进。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福泽众生的过程，但其结构影响却是不对称的。中国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参与者，但地位却截然不同。在主要国家中，中国是出口后向联系占比最高的，美国是出口前向占比最高的，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美国处于价值链的高端。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经济秩序的改变，受中美两国均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分处价值链两头的两个大国，中美之间能否达成包容性共识，并发生有沟通的互动将是关键。
其三，地缘政治动荡，维护区域稳定需要中美共同努力。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移的背景下，全球利益博弈更趋复杂，这给地缘政治风险的积聚和爆发提供了温床。近年来，地缘政治动荡频繁发生，中美虽然不可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但在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反腐败、反洗钱等公共安全问题上，中美的一致行动愈发重要。而在亚洲区域，中国和美国都致力于提升存在感，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表面上存在冲突，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相互制衡，对区域稳定具有一定正面作用。
特朗普时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值得谨慎乐观
总之，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和美国以及亚洲和全球，都足够重要，以至于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是可信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也不会做出有悖于自身利益的激进选择。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依旧值得谨慎乐观。